1946年12月的延安机场，北风割面。警戒部队列成方阵，毛泽东与周恩来送行西北野战军出征。担任纵队政委的廖汉生在队尾回望，脑海里一句话闪过：总有一天得用手中这支部队守护党中央的安危。三十年后，他果真再次面对同样的抉择，只是地点换成了南京，决策人则是叶剑英。
1975年春，宋时轮与廖汉生携带几件土特产拜访叶帅。闲聊中叶帅一句“恐怕要调一调”的轻描淡写，把廖汉生从军事科学院推回部队。南京军区缺一位能压得住场子的政委，毛主席点头，任命书火速送到。廖汉生到任第一天，发现首长们都在各自家里批文件，秘书散落全城，作战值班靠电话呼叫，他当即拍板集中办公。有人嘀咕，他一句“打仗时你往哪找指挥员？”堵回去，制度立住了。
作风整顿刚起步，邓小平四月陪同朝鲜代表团抵宁，顺手给南京军区划了道：“正面教育为主。”廖汉生听完心里有数，连跑几十个基层连队。军长站在士兵面前被问“认识不？”没一个称呼得上，脸红脖子粗，面子挂不住，作风于是硬生生转了弯。
1976年夏夜闷热。毛主席病重电报频频飞来，军区气压骤降。七月底廖汉生急出皮疹，被送去上海治疗。九月初，彭冲来电：“主席情况恶化。”廖汉生扔下药瓶连夜返宁。9日噩耗传来，会场上一片抽泣。老将军擦干泪，心里清楚，大局未稳，华东尤其不能出乱子。
10月7日，他、丁盛、彭冲被紧急召到北京。杨成武交代：留意上海动静，如有风吹草动立即稳控。回宁途中，廖汉生琢磨：沪宁线正好驻有第60军，东边还有第1军，若借冬训名义前移，既合理又隐蔽。抵达南京，他直奔作战值班室电话接通北京。“叶帅，是否可让60军、1军向东拉练，以防万一？”话音落地，电话那头沉默数秒。叶帅低声回应：“一动就可能打草惊蛇。”
这句“打草惊蛇”，让廖汉生明白顾虑所在：上海摊子大，经济人员复杂，稍有风声，暗流必起。他没再争，悄悄把方案放进抽屉，但给60军下了暗令：一级战备，人员装具随时能装车。
几日后形势明朗，北京电话再次响起。“照你原来的想法办。”叶帅语气干脆。于是60军自镇江、苏州、无锡之间呈扇形推进；1军则从杭州湾北抄近海线。对外统称“冬季野营拉练”，对内则夜以继日装载训练。179师步兵与坦克第38团配合反复演练城市封控，178师和180师在苏南平原穿插，大门不出，小道连通。沪宁线上车皮、油料、弹药都备足。连队里兵们嘀咕，究竟要去哪？营长只回一句：“练兵，总得真一点。”
10月下旬，上海局势趋稳，未见异常，野营队伍按计划转回。外界只当一次常规训练，而60军与1军的机动轨迹，恰似一把无形的锁把上海轻轻扣住。叶帅后来对身边人提及此事：“老廖够稳，棋下得细。”
进入1977年，中央决定推广1军“硬骨头六连”的战备经验。军委电话打到南京，要求先出材料再树典型。廖汉生把60军参谋长喊来，三小时定稿，七天印送全军。苏浙皖三省军区干部来参观，发现连队墙上写着一句话：“训练一天，和平多一天。”据说出自廖汉生随口提醒，不少人抄回去挂在营门。
南京工作干得顺，但调令说来就来。1980年初，命他北上沈阳。李德生率班子站台迎接，廖汉生下车后拍拍站帽：“零下二十度，东北确实冷，可兵心要热。”沈阳军区管83万兵，他打趣“比曹操多三万”，随后拿出老办法：首长集中办公，机关干部月内下部队不少于十天。半年后，黑土地上演习硝烟滚滚，新老将领心服口服。
1982年，他主动提出退下火线，杜绝干扰新人。军委批准，他离开时简单一句话：“军权交得出，良心收不回。”身影渐行渐远，南京、沈阳两地却留下清晰的制度印痕。
再往后的岁月，廖汉生以顾问身份四处调研，写作不辍。2006年10月5日，95岁的他在北京安静离世。人走声息微，可那年秋夜电话线里传来的“打草惊蛇”四字，至今仍是研究我军危机处置的经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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