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5日夜，你到底站哪一边？”政委张日清的话音刚落，陈金钰把茶盏扣在桌上，茶水四溅。
运动的风刚刮到太行山麓，山西省军区十三名常委围坐开会。十二人都坚持“部队稳住，不进地方”，另一人——政委——却认定必须“积极介入”。两种态度摆在空气里，像两柄拉满的弓。陈金钰身为司令，手握调动权，但他更清楚军队此刻的首要职责是“稳”。同席而坐的同僚眼神闪烁：一旦站错队，后果难料。
张日清很快行动。他与地方“兵团派”群众组织互通信息，开门见山地表示“军区支持你们”。群众头头听到“部队”二字士气大涨，三天两头跑进军营，口号震天。政委一拍胸脯，地方派性斗争的门缝就此被撬开。
对外，省委倚重的却是另一派“总站派”。两股洪流在太原街头相遇，冲撞愈演愈烈。枪还未响，棍棒已飞。对内，军区大门口日日人声鼎沸，陈金钰对幕僚说：“这股劲再不刹住，连战备都保不住。”可他是司令，政委有同等地位，两块印章缺一不可，文件便僵在半路。
1967年1月，局势突然拧成死结。地方“夺权”风声鹤唳，刘格平领导的“总站派”与张日清提携的“兵团派”宣布联合，几小时后又翻脸。太原城里“文斗”升级为“武斗”，双方打到子弹都短缺，开始抢夺民兵仓库。省军区本就少量武器，被哄抢一空。陈金钰派参谋连夜上锁，第二天锁被砸，库房只剩空箱子。
北京军区得到报告，电报措辞冷硬：“山西失控，部队下场，立即制止。”很快，69军星夜北上。军长解振华进入太原第一件事，是把两派头头叫到礼堂：“69军不替任何一派背书，只替中央背书。”这句话等于给球场画线，谁越线谁担责。
解振华兼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后，兵力对比瞬间逆转。武斗被叫停，大联合改成命令式推进。可尴尬的问题没解决——原司令陈金钰、原政委张日清仍在同一栋楼里办公，气氛刀锋般冷。
北京军区派工作组暗访数周，得出三条结论：一，陈金钰立场无误；二，政委卷入地方派系事实确凿；三，两人继续同事只会让军区再度撕裂。最终方案：张日清调离接受审查，陈金钰平级外放，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分管民兵。
外界多觉得这是“明升暗降”。可从军旅逻辑看，民兵并非闲差。十年动荡，正规军点到即止，真正能接续地方工作的往往是民兵体系。训练、征兵、补充、交通保障，哪一项不吃功夫？陈金钰熟透这套流程，调去北京军区等于把难啃的骨头交给他。
1971年前后，边境警戒骤紧。民兵在夜色里值守铁路桥梁、油库仓储；沿胡同巡逻的，也是民兵。有人揶揄副参谋长“从军长半步之差，干回民兵”，他淡淡回应：“打仗时，他们就是第二条战线。”一句话堵住闲言。
1976年，山西局面已稳。张日清在组织审查后被定性“严重错误”，调到边远地区任教员。那年冬天，陈金钰带队检查民兵练兵，旧同事问他若回太原有何感想，他只是抬头看天，“风停了就好”。
1982年，军委推行干部年轻化。陈金钰年过花甲，交令退居二线，副兵团级离休。档案里对他评价只有一句：“关键时刻维护部队稳定。”简短得像一颗钉子，却把彼时的动荡牢牢钉在纸面。
回看那场拉锯，决定胜负的并非谁嗓门大，而是谁能守住军队这条底线。司令与政委意见不一，夹在中间的，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担。陈金钰退出风口浪尖，却守住一支军的操守；69军端平那碗水，也为后来平息多地武斗提供了范本。风散、人走，留下的教训仍在军史里一页页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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