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睡觉把发辫甩到床外。外国摄影师以轻蔑的态度摆拍男人发辫。南京街头，士兵强制行人剪辫。
谁懂啊！看清朝剧总被男主油亮大辫子帅到，直到翻了史料才知道，现实里的辫子根本是“移动虫巢”，脏到让人头皮发麻！
清军入关后“留头不留发”，近两米长的0辫子成了全民标配，但干净这事儿，对底层百姓来说就是奢望。乾隆年间工匠一天才挣20文，洗次辫子要烧半锅水、花30文，够吃三天的，谁舍得？大多人一年就洗两次——夏天一次、过年一次，解开辫子的酸臭味能飘半条街，水面浮着一层油花和死虱子。
英国传教士曾记录过离谱一幕：饥荒中的汉子为换口饭，解开辫子竟掉出活蛆，当场把她恶吐！北京胡同里的剃头匠，给庄稼汉篦头时，篦齿上全是白花花的虱子卵，号称“能下小半碗”。更荒唐的是，底层人还骗自己“虱子多是福气”，甚至嚼虱子“补血”，不过是穷到极致的自我安慰。
但王公贵族的辫子却是另一个画风：恭亲王有专人用玫瑰露、桂花油伺候，每周清洗，辫梢系着珍珠串，香飘十里。同一根辫子，底层是藏污纳垢的硬块，贵族是精致体面的装饰。
对普通人来说，劳作时，发辫垂下来，碍手碍脚，还容易夹到车轮里；缠在脖子上，容易卡喉。经过摸索，人们发现盘在头上比较靠谱。睡觉时怎么放辫子呢？下面这张照片作了回答。
蓄辫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了深入骨髓的习惯，当初对“虏俗”的厌恶早已消失不见。260多年后，改朝换代之际，剪辫又成了一个大问题。大批男人像先辈抵制留辫一样，抵制剪辫。
今天带大家重返1912年，看看一些男人剪辫（或被强制剪辫）时的历史现场.
这张照片刊登在1912年某日《伦敦新闻画报》的封面上，记录了南京街头的一个真实剪辫事件。被剪掉发辫的人表情沮丧痛苦，目光躲避镜头。也许他曾试图逃跑，结果那名士兵牢牢抓住了他。
照片的拍摄者在文字中说：“大多数中国人对于剪辫都欣然接受，但一些较为守旧的人则希望保留发辫。南京军方对这类人群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强行除去他们的发辫。”
1912年，发生了昌邑剪辫惨案。
当年3月，袁世凯任命周自齐为山东都督。周自齐做过山东巡抚，深知山东民众的保守。周在欧美十余年，被西方文明浸染，早已对辫子“深恶痛绝”。周自齐上任后，颁发了《剪发办法》三条，命令各衙署局所职员仆役于一个月内，各衙署书吏差役于两个月内剪辫，至期不剪者除名；人民不剪，停止其选举权、被选举权暨诉讼权。
南方民众闻听剪辫，大都踊跃响应；北方各地，尤其山东，从乡野到都邑都有强烈抵抗的人。直到1920年代，济南“履衢市、入餐馆，目之所接，无往不遇垂辫广袖之徒。”
周自齐派宣传员彭仲豪、周振声到昌邑宣传新政、剪辫。农历五月十七（7月1日），是昌邑大集。宣传队在县衙门影壁前搭起宣传台，与昌邑县议事会、参事会议员相继发表演说。大意是无论工、农、兵、学、商，一律剪辫。
首先倒霉的是极端保守的大乡绅梁怀思、魏桂五。两人本来是来赶集顺便看热闹的。但被宣传队看到，正好抓了典型。在宣传队的胁迫之下，两人被拉上台，不由分说剪掉长辫。二人无可奈何，怀恨而去。
第二天，梁怀思、夏俊魁去找县长张春海，造谣说接到宣统帝来电，要求镇压剪辫者。早晨7时，城隍庙钟声大鸣，地方管事丁寿亭沿街鸣锣高呼：“各家都关门上城隍庙啊。”一大群县衙役各执长枪、大刀、土枪、腰刀、马叉等，由十字街向南往城隍庙而去，袭击宣传剪辫和已经剪辫的人。形势愈演愈烈，暴民挨门搜查，没有辫子的人一律杀死!
议事会的人，刘镜海、王国恩、罗振卿等参事会人员，躲在办公的地藏庵里，被连房带人放火烧作灰烬。东街合盛隆号搜出县立高小教员王章民、徐锡田，拖出门外用刀棒砸死。越城跳出藏在城壕苇湾的议员王凤亭、宣传员彭仲豪、同盟会员肖兰池、张怀鹗等，被搜出用刀剁死或砸死。宣传员周振声也被杀。县议事会会长李长庚，被杀于县衙门门前。主张剪辫最力的绅士庞某，全家男女老幼30多人，被衙役暴徒集体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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