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蒋介石下令处决恽代英，2年后田颂尧告捷：恽代英被我击毙|刘湘|恽代英|田颂尧

气氛第一次失控，其实出在1933年4月。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在通江得手，宣传处急于抢功，便把红军命名的“恽代英街”当成最新战果。处长拍胸脯保证：“绝对是真人真事！”电报一发，田颂尧见名头够大，也懒得核实。短短几十个字穿越千里，蒋介石看后眉头紧锁——他自己在两年前亲签手令，恽代英明明已经在汉口被处决，怎么又死在川陕？

蒋介石的疑心阵痛不无来由。1931年8月15日，汉口陆军监狱菜园角，执行枪决不到五分钟，监狱长的电话就打进南昌路官邸，“任务完成”四个字用暗号传递。那一夜的武汉下着雨，雨点敲在瓦片上，与刽子手的步枪击发声混成一线。蒋介石要的就是迅速、无声。恽代英的笔，他深知，比机枪还难对付。

回到更早一些的时间。1930年5月20日清晨，汉口江岸巡捕房忽然展开地毯式搜查。恽代英正等交通员，口袋里塞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和几份传单。特务翻到眼镜，嘀咕一句“工人能戴这种货色？”便把他押上卡车。身份暴露后，国民党法庭例行公事判了五年。没人想到，只过一年多，这个“临时工”会直接被列入死刑名单。

国民党一边审讯，一边劝降。王震南带着黄埔留影进牢，“先生，外面形势变了，跟着委员长，前途大着呢。”恽代英答得干脆：“真正变天的是你们。”不到半小时，讯问草草收场。对话短，却足以让蒋介石摇头：劝降无望，留着是祸。

清理掉恽代英，本以为万无一失；谁料两年后田颂尧一句“击毙”，扯出一地鸡毛。蒋介石连发三封急电，逐条细问“何时报功、何部击毙、尸体何在”。田颂尧这才发现闯祸，急令宣传处翻箱倒柜找证物，结果只找到“恽代英街”的路牌。面对最高统帅追问，他硬着头皮回电承认“系误传”。事虽小，却戳中蒋介石最忌讳的两点：情报失真与擅报战功。

有意思的是，通江之役给田颂尧带来的表面繁荣并未即刻破产。嘉奖、电台采访、地方筹饷权限，一样没少。可暗流已起，中央军参谋本部悄悄派人入川，对二十九军编制、人事、军饷全面摸底。表面上是总结“围剿”经验，实则另有清算。蒋介石向来借一事废一将，田颂尧的命脉就系在接下来能否守住嘉陵江一线。

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突然北上，穿插出川。田颂尧沿河布防，兵力分散，火线指挥又依赖电报，反应迟缓。川北几座要塞一夜易手，二十九军退至剑阁。蒋介石震怒，不再给机会。十月，中央军事整理委员会颁令：田颂尧撤职，部队改归刘湘指挥。随后，《惩处失职将领通令》印发各军，田颂尧被列首位“以儆效尤”。

失势后的田颂尧，被安插进军事参议院。虚衔一顶，看似体面，实际已无调兵之权。成都茶馆里流传一句揶揄：“田将军当年活埋了自己的前程，就埋在恽代英街。”言语尖刻，却恰中事实。误报虽只是导火索，却揭开了地方军阀与中央军间的结构性矛盾：情报系统松散、上下互不信任、虚报军功成了家常便饭。恽代英的“二次死亡”，堪称一次放大镜，把所有弊病暴露。

再把视线投到更宏大的政治层面。1931年至1935年，蒋介石在剿共与对日的路线选择上摇摆不定，既要维持对各路军阀的羁縻，又要集中力量围剿红军。四川这一块地方盘根错节，刘湘、刘文辉、田颂尧三块势力犬牙交错。蒋介石借误报风波收编二十九军，继而扶持刘湘，对其而言，顺手解决了“川局一盘棋”中的最大绊脚石，从军事管理学角度看十分精准。

然而田颂尧倒台并未让川政格局一夜清朗。刘湘虽得中央认可，却要面临来自红军的压力以及内部财政拮据。川军士兵平均月饷不足七元，常常靠各县摊派；红军“平分公粮”的口号在民间显得更具吸引力。田颂尧被边缘化后，失去控制的旧部数次私下联络他重整旗鼓，他都婉拒，既无经费，也怕再触蒋介石之怒。

1949年8月，解放军逼近成都平原，西南署立卫戍司令部会议室灯火彻夜。田颂尧、邓锡侯、刘文辉坐在一张小方桌周围。有人低声提议“随蒋赴台”，田颂尧摇头：“打了半辈子仗，川人还是穷得揭不开锅，何必再拖一程？”短短一句，决定了他此后在彭县起义的立场。起义名册报到北平时，没有人再提起那封误报电文，却没人忘记它曾经留下的笑柄。

把时间线串在一起便能看到，恽代英之死不仅是一个革命烈士的牺牲，更影响了一系列政治博弈。蒋介石对知识分子的恐惧、地方军阀对中央的揣摩、情报系统的失灵，这三股张力交汇，让一份本可轻描淡写的战报升级为政治风浪。田颂尧终究为草率买单，而中央军趁机完成对川军的整合，局部胜败背后，是权力布局的重新洗牌。

恽代英留给后人的，不仅有《青年运动概论》等著作，还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节点：他被处决的那天，国民党内部正式确立了对青年左翼思想“零容忍”的底线；而两年后的“通江误报”，则提醒人们，权力世界里偶然与必然常常纠缠不清，一张路牌即可触动高层疑忌。通江县小小一条街，书写了蒋、田之间的信任破产，也提前预演地方军阀在大时代转折中的失势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