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能想到西安城里的那场兵谏，那是扭转乾坤的大手笔。
可在这之前，还有一件事，像一块洗不掉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他的人生履历上，也刻在了三千万东北同胞的心上。
1931年那个秋夜，当日本关东军的炮火撕开沈阳的宁静时，手握数十万东北军的最高统帅，却下了一道让后人百思不解的命令。
军人守土有责，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可他，选择了不抵抗。
一夜之间，山河变色。
很多人替他辩解，说有南京的电令，说他有难言的苦衷。
但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回到那个关键的时刻，会发现，放弃东北这步棋，或许早在他亲手扣动另一次扳机时，就已经注定了。
1929年1月10号沈阳大帅府的老虎厅里，气氛有点不对劲。
杨宇霆这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高材生，曾是张作霖的首席智囊，本事大，架子也大。
老帅刚走半年，他见着张学良，还是一口一个“司令官儿”，全然不把这位少帅放在眼里。
这回，他更是没跟张学良商量，直接就要把东北的铁路大权交给常荫槐。
这番“逼宫”，彻底点燃了张学良心里的那把火。
他强压着怒气，说先吃饭，晚上再说。
两人一走，张学良立刻叫来了警务处长高纪毅。
他咬着牙说，“我不杀他们，这个司令还怎么当？”
据说，在下这个决心前，这位一向不信鬼神的少帅，在屋里反复抛了六次一枚银元，每一次的结果，都指向了“杀”。
当晚八点，杨、常二人再进老虎厅时，迎接他们的，是门外埋伏好的卫兵和几声清脆的枪响。
枪声过后，张学良为自己巩固了地位，东北军内部再没人敢小瞧他。
但他也亲手除掉了父亲留给他最重要的智囊。
杨宇霆虽然跋扈，却是整个奉系里最懂日本，也最善于在复杂外交中搞平衡的人。
这一枪，让年轻的少帅身边，再也没有了能踩住刹车的老臣。
没了杨宇霆的制衡，张学良的胆子更大了。
他先是强行收回中东路，结果被苏联红军打得一败涂地，南京许诺的援兵连个影子都没见着，让他第一次尝到了孤立无援的滋味。
但紧接着，1930年中原大战，他又靠着通电入关，帮蒋介石锁定胜局，一跃成为民国第二人，风光无限。
可这泼天的富贵，是以东北防务空虚为代价的。
他把十几万最精锐的部队带进了关内，把一片广袤的黑土地，几乎变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
日本人，一直在等这个机会。
1931年9月18日夜里十点多，沈阳柳条湖一声爆炸，日本关东军随即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驻守沈阳的参谋长荣臻连夜给远在北京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打电话请示。
电话那头，张学良下达了那道要命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入库房，挺着死。”
他为什么会下这样的命令？
晚年的张学良自己说，是他判断错了。
他以为这和以往一样，只是日本军人的一次小规模挑衅，日本政府会出面制止，国际联盟也会出来调停。
他天真地相信，日本作为一个立宪国家，军队不能随意对外开战。
他忘了，仅仅半年前，他才在中东路事件中被苏联人结结实实地教训过一次。
于是，北大营八千多名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面对仅仅几百人的日军进攻，几乎没做任何抵抗。
营长王铁汉急得直跺脚，最后自作主张组织了一次反击，可打退日军后接到的命令，依然是立刻撤退。
一夜之间，沈阳陷落。
第二天，张学良还在对记者表示，是他下令不许抵抗，以避免事态扩大。
他还在梦里，等着国际社会来主持公道。
沈阳的轻易得手，让日本人的野心迅速膨胀。
短短一个月，奉天、长春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
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声讨“不抵抗将军”的骂声铺天盖地。
东北军的行政机构撤到了锦州，这里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咽喉，是榆关的屏障。
守住锦州，就等于保住了华北的大门。
这时，黑龙江的马占山在嫩江桥打响了抗日第一枪，举国振奋。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锦州，聚焦在张学良身上。
这似乎是他洗刷耻辱、证明自己的最后机会。
只要他下令死守，凭借锦州的地理位置和尚存的东北军主力，未必不能与日军一战。
张学良又一次犹豫了。
他怕了。他怕一旦在锦州和日军主力拼光了老本，日本人再用海军从海上骚扰平津地区，那他不仅东北保不住，连华北的地盘也得丢，自己就彻底成了个光杆司令。
这种“军队是我的，地盘丢了可以再图”的军阀思维，在最关键的时刻，再次压倒了“军人守土有责”的天职。
1931年12月底，在全国一片“积极抵抗”的呼声中，张学良置南京的电令于不顾，开始命令锦州驻军全线撤退。
1932年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至此，东北三省彻底沦陷。
他事后发通电说“我军奋勇应战”，但这谎言，骗不了任何人。
东北的沦陷，让张学良从人生的顶峰，一夜之间跌落谷底，背上了千古骂名。
他晚年在美国接受采访时，还在为自己辩解，说“‘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不认这个账的”，他承认自己判断失误，但认为不抵抗的决策本身没错。
他甚至有些委屈地说，“我们张家父子，如果不是为了爱国，会有这种下场吗？”
可历史的细节，往往最不留情面。
有人翻出旧事，说起他的父亲张作霖。
当年外蒙在白俄势力的煽动下搞独立，北洋政府凑了几百万银元军费，请势力范围最接近的张作霖出兵收复。
张作霖一面把钱收了，一面却找各种理由推脱，生怕出兵蒙古会损耗自己的实力，让直系军阀趁虚而入。
就在他的推搡之间，中央政府彻底失去了对蒙古的控制。
老子丢了外蒙，儿子弃了东北。
这句评价或许有些刻薄，但背后反映出的，是同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自己的军队和地盘，永远比国家的领土完整更重要。
1936年，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蒋抗日，用后半生的自由，换来了民族的一线生机，也为自己挽回了些许声誉。
但那片被他亲手放弃的黑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挣扎了十四年的三千万同胞，终究成了他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他的办公室里，打开了一个铁柜，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枚银元。
他们或许不会想到，就是这枚小小的钱币，曾在某个寒夜里，决定了东北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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