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初夏的上海，阴雨连绵。华东局一次会议刚散，走出会场的人们脚步匆匆，只想赶去淮海中路那场不算奢华却极具“战友情味儿”的便宴。陶勇站在大厅门口，军帽压得很低，看到熟人便大声招呼，话里夹着明显的淮左口音：“晚上不来，可别怪我！”
战场上雷厉风行的人，大多不拒杯中物。陶勇生于1913年安徽巢县，自幼家境贫寒，十几岁就扛着长矛跑进红军队伍，辗转江西、福建，再到皖南山岭，打仗时猛得像虎，喝酒时也冲得极。皖南事变后他随部北撤，短短几年便以“敢打”“能喝”出了名。抗战期间，他带着三旅在苏中转战，一边打日军一边和地方干部称兄道弟，酒局数不清。苏北老乡说起他，总爱补一句：“那酒量，赛江水。”
转眼到了1950年冬，第九兵团跨过鸭绿江。零下三十多度，风像刀子，“打了仗再喝一盅”成了官兵们互相鼓劲的口头禅。宋时轮患气管炎，陶勇胃溃疡，可两人硬是轮流往一线钻。新兴里血战结束，三十一团旗帜被缴，冰面上仍摆着大口径机枪。那一夜，九兵团指挥所里没热汤，只有加了雪水的高粱酒，陶勇举杯，声音沙哑：“只要能打赢，这一口值！”
然而，若只把陶勇的酒量停留在前线，难免单薄。1961年的那顿饭，却让老战友们第一次见他“认输”。席设江西中兴里路一幢小楼，两张圆桌并排：将军们一桌，夫人们一桌。陶勇与宋时轮、彭德清等人先对了几盅，脸色仍正常。有人起哄：“老陶，去和嫂子们走个场！”说话的是时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何家产，他指了指另一桌，“那边也有能喝的。”
另一桌确实坐着一个例外——杨尚奎的夫人水静。水静是贵州人，早年在川南做地下交通员，山路来去，练就不晕不喘的大肺活，逢年过节陪游击队就着苞谷酒开怀。杨尚奎调江西后，水静帮他跑基层，乡下红薯烧酒呛喉，她也能眉头不皱。夫人圈里提到喝酒，大家公认她是“第一把交椅”。
陶勇端着杯走过去，还没开口，水静起身相迎，轻声一句：“陶司令，先干为敬？”那阵势让旁人倒吸一口凉气。札实的二两杯，两人抬头一饮而尽。陶勇放下空杯，笑了：“好酒量，再来！”第三杯下肚，水静依旧面色宁静。第六杯后，陶勇忽然踉跄，靠椅背稳了一秒，手指却在桌沿滑动。旁边的朱岚瞪大眼，小声提醒：“差不多就行了。”陶勇偏不服，手抓着杯子还想举，却被自家警卫轻轻扶住——腿在抖。满桌人顿时笑声一片，连他本人都拿自己的舌头开玩笑：“我没醉，就是站不稳。”
席散时，他被扶到走廊，回头还嚷：“等下次！”水静朝他摆手：“行，下次换碗口杯。”这番较量传开，众人议论：打仗陶勇拼命，喝酒也不要命，可这回遇着真正的对手。若干年后，水静在回忆录里写道：“那天他口齿不清，仍不肯服输，倒也可爱。”寥寥数句，却把一个硬汉的憨劲儿勾画得透亮。
退回到1940年，陶勇在如东剿匪的手段同样离不开酒。海匪孙二虎劫了新四军物资，不仅不赔礼，还扬言要掀翻陶司令的“堂口”。陶勇把缴获的洋酒装筐，带两名警卫直奔匪巢，开口就说：“这几箱给兄弟们压惊，坐下喝！”三碗黄酒灌过，孙二虎惊讶：居然有部队首长如此痛快？再加上几句“鬼子在海上横行，咱自家人掐什么架”的劝，孙二虎当晚答应改编。三个月后，海防团在海堤列队，孙二虎剃了平头，行军礼比谁都正。若没有那几壶酒，收编或许得多流一层血。
同样的“酒局”智慧，也用在了部队内部。抗战末期，陶勇所在三旅受命东进苏北。一个夜晚，他发现几名新兵愁眉苦脸，原来打了胜仗却吃不饱，想家。陶勇没多说，掏出仅剩的半壶米酒，让炊事员加热，递过去：“一口咽下去，心就热。”新兵双手接过，心里那股凉气瞬间散了。第二天的强行军，没人掉队。后来提及往事，老兵打趣：“没那半壶酒，恐怕就没人知道陶旅长也会‘哄人’。”
当然，酒量再大，也挡不住命运的阴晴。1967年，陶勇因飞机失事于南昌殉职，终年五十五岁。追悼会上，许世友擎着白花，抿了满杯白干，哽咽半晌没出声。人走了，酒劲却似乎还在。江南战友偶尔重聚，总要留一个座位，摆一只旧搪瓷缸，里头斟满高粱。因为大家都记得，当年雪夜里，他举着缸子，大喊一句：“杀出一条血路，再喝！”
多年以后，有人问水静：那夜若再多喝两杯，会不会把陶司令彻底放倒？水静摇头：“够了，客气一点，他输得起。”一句话，道出豪饮之中更大的豪气：能战能饮，也能坦然认输。喝的是酒，透出的却是骨子里的硬朗与豁达——这，大概就是老一辈将军们最鲜明的共同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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