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26日凌晨，北京协和医院。窗外细雨，病房内针剂与消毒水味交杂。廖静文已经守了整整两昼夜，眼睛因干涩而微红，她的丈夫徐悲鸿正与命运做最后的对峙。
呼吸机的节奏忽快忽慢。徐悲鸿没有合眼，瞳孔艰难地追随天花板那束灯光。医生低声提醒家属做准备，廖静文却俯在他耳边，一遍遍重复孩子的小名，希望把丈夫拉回现实。
凌晨2点52分，心电图归于平线。徐悲鸿依旧睁着眼，没有最后的遗言，只留下三个未了心愿：子女未长成，手头画稿未完成，中央美院的改革尚未落地。
很多人只看到大师逝世的报道，却不知那场悲剧背后，隐含一段跨越战火与偏见的相守。时针需要拨回十四年前，地点是桂林榕湖畔。
1939年夏，桂林荔枝最甜的季节。16岁的廖静文提着借来的墨盒参加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处的图书管理员考试。监考官是身穿旧棉袍的徐悲鸿，四十多岁，面色略显病态，却目光清澈。那一次，廖静文的回答从诗词谈到西方美学，惊艳了考场。徐悲鸿事后对助手轻声感叹：“小姑娘眼里有光。”
两人并无师生关系，却因整理古今画册而日日相对。搬书、抄录、调颜料，廖静文在琐碎里观察到徐悲鸿的焦虑：外战未息，内争方起，美术教育却散乱无章。她试着分担生活细务，学煮红糖水，也学深夜为他熬灯油。
情感酝酿于柴米。本就体弱的廖静文三天两头发烧。徐悲鸿带她打针，剥糖哄她服药。有一次夜半探视被雨耽搁，他冲进病房时满身湿透，廖静文泪流：“以为你再不来了。”徐悲鸿扶着她的肩：“以后，我把所有时间留给你。” 这句话不过18字，却成为两人日后共同对抗世俗的誓约。
外界并不祝福这段相差二十多岁的恋情。廖家亲属担忧她“误了前程”，友人则提醒徐悲鸿“别耽误小姑娘”。压力之下，廖静文写下一封诀别信，字迹凌乱。徐悲鸿看完只说七个字：“按你心意便好。” 克制反而让她更坚定。1943年，她考入金陵女子大学化学系，却在课堂上望见远道而来的徐悲鸿，终于决定：回重庆，与他并肩。
1946年1月14日，贵阳，郭沫若与沈钧儒为这对新人证婚。周恩来在上海报纸上看到“徐悲鸿廖静文在筑订婚”的短讯时，特地题词祝贺。抗战初胜，百废待兴，他们北上接管国立艺专，全身心投入教学改革。廖静文昼夜记录丈夫的课堂笔记，归纳教材，成了最得力的“秘书长”。
然而透支早已埋下隐患。1951年春，他第一次脑溢血，半身不遂。医生嘱咐静养三年，徐悲鸿只答：“三个月。”廖静文给他按摩、读报，甚至把画架搬到床边。刚能行走，他又着手《鲁迅与瞿秋白》草图，还坚持出席全国文代会。会场休息时，周恩来拍拍他肩膀：“别硬撑。”徐悲鸿只是笑。
1953年中秋前夕，他在欢迎波兰代表团晚宴上再度发病，左侧完全瘫痪，被紧急送往协和。廖静文闻讯扔下家中月饼，冲到医院。那一夜，她握着丈夫能动的右手，感到力度一点点消失。死亡最终把人世的牵挂割断，却割不断她接下来的选择。
徐悲鸿留下的画稿、书信、藏品共千余件。有人建议出售以换抚恤金，廖静文回绝。她说得干脆：“全数归公。”不久，价值无法估量的作品进入国家博物馆，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系统收藏的近现代绘画。
在整理遗物时，她摸出三块水果糖。那是徐悲鸿临行前装进兜里，准备回家逗孩子的。糖纸潮湿、发黏，但她仍分别留给儿子庆平、女儿芳芳，第三块则锁入抽屉，伴随自己大半生。
同年冬，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来到北京大学，把一封亲笔信交给廖静文。信不长，重点只有一句：“抚养好孩子，完成徐先生未尽之志。” 这封信更像一道命令，也是一份托付。廖静文随后考取北大历史系，利用图书馆夜间开放时间查阅艺术档案，为日后撰写《徐悲鸿一生》做准备。
1957年，她出任徐悲鸿纪念馆筹备组负责人。从购地到设计，再到征集资料，跑遍宜兴、上海、香港。有人感慨她“为死人活着”，她摇头：“这是为活人树根。” 1983年馆舍正式开放，中外观众络绎不绝，她把入场捐款悉数设为青年画家奖学金。
年复一年，奔波与高强度工作让她得了严重风湿。步子慢下来后，她把全部心思放在培养接班人。庆平留学回国后任中央美院教授，芳芳在巴黎主持父亲艺术展，两人都延续了那个家族对美术的执念。
2015年6月16日晚，92岁的廖静文在家中安静离世。临终前，她把那块未吃完的水果糖递给护士，用微弱的声音嘱咐：“放进随身盒里。” 护士不明白其中含义，却照做。有人统计，她一生为徐悲鸿出版画册二十六种，举办国内外展览四十余次，培养学员上千名。
外界说她把自己活成了徐悲鸿的“守护人”。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她用半个世纪，完成一个画家、生前未竟的三件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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