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月10日，北京西郊飘着小雪，棉纺分厂里响着轰隆的细纱机。二十二岁的蒋定桂推着满载纱锭的车架，从一排排机器间穿过，白絮飞舞遮住了灯光，也模糊了工友的惊叹——“小蒋，你父亲是大名人，可咱这活儿一点都不轻松啊！”这句半玩笑半感慨的话，是她在厂里听到最多的调侃。她点点头，抹去额头细汗，心里却想起三年前父亲留下的那句叮嘱，“没有人养你，就去做工。”
回到1967年6月8日，蒋光鼐病逝，北京八宝山追悼会人山人海。周恩来总理亲临致哀，可在追悼会结束后，蒋家只收到了500元抚恤金。母亲黄晚霞病弱，兄姐分赴各地工作，家中能挑起重担的，只剩这个最小的女儿。一次夜里，母亲突发心悸，她背着母亲冲下陡窄的楼梯，抵医院时已满身冷汗——那一刻，她决定停止复习高考，留京照料母亲。
同年秋，她给周总理写信，直接说明困难：愿去纺织厂做一名普通工人，换取就近照顾母亲的机会。信寄出后，杳无音信。她天天在邮筒旁等，冷风吹得手背开裂。三个月后，新年钟声刚落，街道办事处通知她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报到。有人问她后悔吗？她摇头：“能挣钱，又离家近，不亏。”
厂里安排她到细纱车间。第一次推纱车，她被飞絮呛得直咳嗽，却依旧咬牙把车推到定位。师傅老周皱眉：“小蒋，这活儿可没姑娘家想的轻松。”她憨声回答：“我姓蒋，不姓娇。”一句话逗得全车间的人笑出声。三个月后，她已能独立顶班，还主动申请夜班，只为白天在家陪母亲吃一顿热饭。
1972年春，第三套人民币五角券定版设计进入最后阶段。设计人员多次到厂里采风，拍下了她推纱锭的瞬间：目光专注、步伐有力、围裙微微扬起。几个月后，新钞在车间发到每人手里。众人围住她比对——正中那位纺织女工与她几乎毫无差别。老周大声嚷道：“钱上有你！”她愣了两秒才反应过来，被同事们起哄得满脸通红。当天夜班结束，她把那张青莲色的五角券裱进塑料袋，夹进了母亲的医药账本。“娘，咱家以后有纪念品了。”母亲微笑，眼里却含着泪。
蒋定桂的故事如果只停留在人民币头像，多少显得偶然。可追溯家族脉络，才见横跨数十年的跌宕。她的父亲蒋光鼐，1890年生于东莞虎门，早年从戎，名噪“一·二八”淞沪抗战。那一年，他率十九路军在闸北迎击日军，打响了中国正规军抗日的第一枪。平民百姓敲锣打鼓为十九路军送米送柴，而南京国民政府却以“违令”相压，扣发军饷。蒋光鼐依旧顶着压力固守防线，直到不得不撤退时，他对同行将领说出一句沉痛的话：“这是绑着手脚的战斗。”抗战中，他的夫人黄晚霞坚持留在后方救护所，夫妻间只有简短数语：“你不能走，会散人心。”——历史的浪潮中，这对话显得粗粝而真实。
抗日胜利后，蒋光鼐并未远离战场。1946年，他与蔡廷锴等人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公开反对内战。广州、香港、北平，他奔走于旧友之间，尝试劝说余汉谋起义。1949年8月，他辗转抵京，参加新政协筹备会，满头华发却仍声音洪亮：“黑暗里摸索多年，终于看见光明。”新中国成立，他被任命为首任纺织工业部部长。这段经历，后来成为蒋定桂申请去纺织厂的底气——“父亲在那行干过，就算不懂机器，精神也在。”
可惜造化弄人。部长上任不到十五年即病逝，遗属无另有依靠。临终前，他给孩子们的遗言极为简朴：读书、劳动、别靠特权。蒋家十二个孩子，十一个考上大学；唯一没念成大学的，就是小女儿。她却用另一种方式兑现父亲的嘱托——干最累的工种，守最亲的人。
进入八十年代，纺织行业改革，她因熟谙车间流程被调到技术组，参与改良细纱挡车工序。那几年，棉纺分厂换上国产新型细纱机，她在现场写下上百条操作改进意见。有意思的是，其中一条“降低下清棉吸风口高度”被采用后，机台噪音下降了六分贝，挡车工劳动强度明显减轻，厂里给她记了一个小功。外人只看到昔日部长之女的光环，却很少知道，她为省出时间照顾病重母亲，常常在宿舍用电炉煮大白菜泡饭，能省一毛是一毛。
1994年，母亲去世，她收拾遗物时翻出一张包装完好的青莲色五角券——边角已有些泛黄。那晚她在台灯下静坐许久，没有眼泪，只把那张纸币重新夹进相册。纸币流通期结束，她仍把它带在身边，不为炫耀，只作为数十年工衣油渍与飞絮的见证。
如今纺织研究院早已更名，细纱车间也换了数代设备。当年的同事提起她，最爱用一句评价：“不声不响，干活顶硬。”不难看出，这一点倒与她父亲的行事风格暗暗相合。时代把他们父女推向不同舞台，却留下了相似的注脚——一个在炮火声中扛起抗日旗帜，一个在机器轰鸣里维系家庭重担。蒋定桂自己曾经说过：“钱上印我，不是看中那份荣耀，而是提醒我别忘了劳动的味道。”未必豪言壮语，却足够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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