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春，位于北京南三环外的棉纺分厂刚刚发完工资，车间里传来一声玩笑：“小蒋，瞧瞧这张新五毛，是不是你的影子？”机器声震耳，几双带着棉线味道的手把一张青莲色纸币举到灯下。被揶揄的姑娘名叫蒋定桂，她笑得腼腆，心里却一惊——那张票面中央推纱锭的纺织女工，眉眼神态与自己确有七分相似。
新币属于1962年开始设计、1972年正式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设计师曾多次潜入车间抓取瞬间动作，摄影胶片洗出来后，再以线条勾勒劳动者的神采。原本谁都不知道那位女工姓甚名谁，直到一张工资条让厂里众人恍然：原型就在身边。轰动只持续了几天，机器照旧晃动，棉絮依旧飞舞，蒋定桂低头换了梳棉胶圈，日子没有一丝不同。
她的来历并不简单。1947年12月，她出生在东莞虎门的一个大院里，父亲蒋光鼐当时已是抗日名将。那一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硝烟散去不过十五载，虎门镇口仍能听到老兵讲述“一·二八”那场硬仗：凌晨开火、步兵冲锋、日军坦克熄火。蒋光鼐手握十九路军，却被南京方面指责“违令”，军饷被扣得干干净净；可民众自发支援，让上海码头木箱堆成山。老兵说到这，总会摊开双手：“没补给，全凭骨气。”
骨气贯穿了蒋家的命运。1933年福建事变失败，蒋光鼐南下香港，从此远离核心权力。抗战全面爆发，他再次披挂，担任战区参谋长，协助指挥南线作战。1949年夏，他辗转抵达北平，参加政协筹备会。那时他六十一岁，头发花白，却被推选为新中国首任纺织工业部部长。朋友笑他“带兵的改管纱”，他摇头：“强国离不开布，衣食先行。”说完举杯，一饮而尽。
纺织工业部刚组建，人手短缺、设备落后、原料紧张。蒋光鼐白天跑工厂，夜里伏案，几年间走遍天津、保定、青岛等棉纺重镇。1956年，他在北京主持制定《棉纺工业发展规划》，为此常常凌晨才离灯。家里孩子多，十二人围坐吃饭，锅里的米总嫌少。长子早殇，余下五男七女，十一个考入大学。唯有最小的定桂，因时代风浪，高考戛然而止。
1967年6月8日，蒋光鼐病逝。讣告登在《人民日报》角落，字体不大，却吸引了无数老兵含泪祭奠。夫人黄晚霞领到一次性五百元抚恤金，余下的，全靠孩子们自谋生路。偏偏黄晚霞旧疾缠身，阵发性心动过速说来就来，一到夜深就得打电话叫车送医院。兄姐工作在外，家里只剩定桂照顾母亲。
1969年冬，北京的风刮得墙皮哗啦直响。蒋定桂咬着笔头，给周恩来总理写下求职信，请求到纺织厂做一名普通工人，好就近照料母亲。三个月后，她收到调令，进入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棉纺分厂，从学徒做起。第一次站到细纱机前，她紧张得直冒汗，师傅拍拍她肩：“别怕，把锭子当兄弟。”这一干，就是整整十年。
有意思的是，厂里谁都不知道她的父亲曾坐镇那个部里的最高位。“家里那点旧事，跟车间八千转的速度相比，不值一提。”蒋定桂说过一句话，被同事记到今天。她只关心两件事：母亲的药瓶有没有带齐，纱线上有没有棉结。母亲病情平稳的岁月，她在夜班间隙读完《纺织手册》；病情反复时，她拎着热水瓶在住院部楼道打盹。直到1978年母亲去世，她才第一次请了长假，却又在假期里被叫回加班，因为厂里接到一批出口订单。
关于那张五角纸币的传闻愈传愈广，有人说她得了奖励，有人说她进了美术学院模特名册，其实都没有。设计者只是留下几帧黑白底片，再无联系方式。纸币发行后，她照常打卡、照常排队买午饭。1980年代末，她调到技术科，负责车间培训。有人问：被印到人民币上是什么感觉？她笑着摆手：“推好纱锭比什么都实在。”
说回蒋光鼐。很多人只记住“一·二八”，却忽略了他后半生在工业战线的耕耘。1952年至1967年，中国棉纺锭数从640万锭增至1100万锭，纱线产量翻了近一番；业内公认那份蓝图由蒋光鼐主持。其实他自己常说：“打仗靠胆量，搞工业靠算法。”桌上放的不是战术地图，而是一摞成本表、进度表。
1990年代，第三套人民币陆续退出流通。银行窗口贴出公告，人们排队兑换新券。几名年轻职工把成捆的旧五角放进麻袋，袋口用麻绳扎紧。没人注意到推纱锭的女孩原型就在不远处的办公桌后教新人识图解机件。她翻动考勤簿，听窗外汽车喇叭此起彼伏，轻声说：“那都是过去的布票味道。”
时间继续向前。厂房更新，老式细纱机被瑞士设备取代，墙面重新粉刷。角落里却仍挂着一张暗黄相片：年轻女工双手推着纱锭，目光专注。每逢新入职学徒参观，都要在这张相片前停几秒，师傅会顺口补一句：“她现在就在行政楼，别吵她。”学徒们侧头张望，却未必认得出来，因为岁月已把照片中的圆脸削成了线条分明的中年面庞。
蒋定桂后来把那张72版五角纸币夹在笔记本首页，纸缘磨得发白。偶尔翻到，她轻轻抚平折痕，然后合起本子，继续给新学徒标注车速与断头率。她从不提父亲的将军威名，也不谈部长头衔，只把父亲桌上一支旧钢笔摆在窗台，每逢夕阳落下，钢笔尖闪出一点微光，像细纱线上拉出的那根亮丝，提醒她——纺车不停，光就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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