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邓小平复出，张春桥找到康生：康老，您67年的讲话稿还在吗？

1973年初夏，北京城的柳絮还没落定，河南驻马店突发洪水。周恩来当天夜里就飞赴灾区，西华厅的灯却没有因此熄灭，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就在这个略显混乱的背景下，一个足以改变党内力量天平的动作悄然酝酿——邓小平被提议恢复中央领导职务。消息尚未正式公布，政治空气已然变得敏感而凝重。

张春桥最先嗅到危险。过去两年里，他与江青、王洪文在上海系人马的簇拥下声势日隆，但他们清楚：一旦邓小平进入政治局，局势将瞬间逆转。江青当晚在钓鱼台与张春桥碰头，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接下来，他们要把矛头对准的，是久居幕后的康生。

康生彼时身体衰弱，仍然拥有一种难以忽视的分量。张春桥深知，若能让康生为自己背书，至少能拖住邓小平的脚步。于是，7月中旬，张春桥带着准备好的代表增补名单，再一次踏进康生的小客厅。客厅并不阔大，却处处藏着主人的考量：厚重的窗帘遮住了外面的蝉鸣，也挡住了外界的窥探。

寒暄后，张春桥抛出话题：“康老，’十大’即将召开，主席强调要树立反潮流典型，上海这一块，我们打算再增加十名代表、三名中委。”说罢，他递上名单。康生扶了扶金边眼镜，目光掠过纸面，没有马上表态，只悠悠问了句：“听说，邓小平也要进政治局？”一句轻描淡写，却像投石入水，几个人的神色瞬间绷紧。

王洪文忙接话：“基层工农情绪很大，都认为邓小平问题还没搞清楚。”江青则附和着说：“他进了政治局，今后工作还怎么批评资产阶级势力？”康生没急着回应，他慢慢放下名单：“群众的意见，要有材料。”说这话时，他的目光让张春桥有些捉摸不透。

真正的试探随后到来。张春桥俯身低声说：“康老，您1967年在军委会议上那篇批判邓小平的讲话，可谓针针见血。若能重印，对澄清路线问题大有帮助。”康生抬眉：“我讲过许多次话，具体哪一篇？”张春桥故作谦恭：“就是那篇您批邓小平‘唯生产力论’’复辟资本主义’的讲话，我们找遍了中央机要局都没找到。”一句找不到，等于暗示——只有康生能给这份武器加热。

康生沉吟片刻，没有松口，却抛出一句意外的话：“增加三名中委？不够。我看直接加五名，全用年轻人。”张春桥猝不及防，但旋即明白康生在借机讨价还价。扩充上海代表团，强化自己与“造反派”的纽带，这无异于给康生加码自保筹码。江青当即响应：“就照康老的意见办。”

谈话很快收尾。张春桥走出门口时回头望了一眼，那位耄耋老人正站在灯下微笑，神情平静，却又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讥讽。张春桥心里发紧：讲话稿到底还在不在？

康生关门后，将名单揉成纸团扔进垃圾桶，转身吩咐秘书接国务院总理热线。曹轶欧听见，连忙关上侧门，低声提醒：“讲话稿不能落到他们手里，他们是想用它挡邓小平的路。”康生嗤笑：“说穿了就是‘借钟馗打鬼’。放心，稿子早烧了。”

然而形势并未按照康生的脚本发展。数日后，上海方面忽然宣布发现《康生同志在1967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并在工厂、机关大量印发。有人猜测，是军委档案馆内部有人与张春桥暗中串联，绕过了康生的封锁。康生得知后直言一声“好胆”，却无计可施；文件一旦流散，再想收回已是不可能。

“十大”召开前夕，邓小平虽然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却未能进入政治局。表面来看，张春桥实现了“寸人不让”，可代价是将康生推向众矢之的。毛泽东对康生的反感早已与日俱增，讲话记录四散，更坐实了他“背后搞阴谋”的名声。康生明白，上海帮对自己已无真正敬意，只把他当挡箭牌。

形势在1974年下半年骤变。周恩来患病，毛泽东罕见在公开场合肯定邓小平的才能：“治国安民，还得小平来抓。”短短一句，让党内外看清风向。此时康生突然“主动检讨”，向中央递交材料揭发江青、张春桥。有人讥讽他“识时务”，也有人说他“临阵换旗”。不论初衷如何，这一动作加速了江青集团与其他派系的对立。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开幕前，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紧接着，他又成了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不到半年，铁路拨乱、教育整顿、国防科研全面推进——一系列务实举措，为日后大刀阔斧的改革奠下基础。张春桥眼看力量减弱，却只能隔着常委会的长桌，听邓小平谈“真理标准”，而无力反击。

康生的末路来得更快。同年12月，他病逝，留下一纸“开除党籍、迁出八宝山”的决定。那张被他亲手揉成纸团的名单早已不知去向，1967年的讲话记录也因“历史问题”再度被封存。但档案之外的记忆还在：那个多次站队、多次翻船的老人，终究没能为自己留下一点体面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