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深秋，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楼道里灯光昏黄。搬书的毛泽东抬头瞥见墙角那本《新青年》，随口嘀咕了一句：“陈先生的文章，又快被同学们翻破了。”一句并不起眼的呢喃，却拉开了他与陈独秀数十年若即若离的关联，也埋下一段后来发生在长江之滨的故事线。
往后五年，两人一南一北奔忙：陈独秀在上海老渔阳里筹建党的早期组织，毛泽东则在长沙、广州之间策动学生运动。1921年七月，中共一大召开，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会场外的弄堂，街边摊贩高声吆喝，谁也想不到这群年轻人正在改写历史。就在同一年，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远在巴黎勤工俭学，他写信告诉父亲：“不想做旁观者，要做亲历者。”信纸薄如蝉翼，却挡不住热烈的火气。
延年与弟弟乔年回国后，很快冲进最危险的前线。1927年7月，延年身陷敌牢，被推至刑场，他拒绝跪下；翌年6月，乔年步兄长后尘，面朝夕阳赴死。两兄弟的名字，在风声鹤唳的年代里被迅速掩埋，只留下母亲高晓岚在安庆的哭声和陈独秀夜半的长叹。彼时的陈独秀，已因“右倾机会主义”被撤职，随后又遭开除党籍，漂泊无依，自顾尚且不暇，更无力照拂满门风雨。
三子一女相继离去，只剩最小的儿子陈松年留在祖宅。他从安徽大学辍学，到安庆一所中学教书，再后来干脆进了窑厂当技师。1950年前后，他同时担着会计、烧窑工、搬运工三种活计，衣袖常年沾着煤灰。有人问他为何不去投靠父亲昔日友人，他淡淡回一句：“靠自己，才踏实。”语气不激烈，却像石子落水，砸出层层涟漪。
1953年2月，西风紧，长江水位略低。军舰“洛阳号”顺流而下，毛泽东登舰巡视沿岸工业。抵近安庆江面，他倚栏眺望对岸楼宇，忽然回头询问陪同的地委书记傅大章：“陈独秀家里，还剩什么人？”话音一落，甲板上顿时安静。傅大章仔细回忆，答道：“只剩一个小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干活，家口多，日子紧。”毛泽东没有追问细节，只轻轻点头。
随后他缓缓说道：“陈独秀早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办《新青年》，功劳不能抹杀。他的后人生活，应该照顾。”语调平和，却带着不容忽视的分量。身旁参谋记录下这句话，连同当天巡视笔记一并电报给华东局。就此，一道专门关怀陈松年家庭生活的指示正式下发。
安庆地委很快行动。四月初，陈松年被请到统战部的小会议室，工作人员递上一纸文件和两本烈士证书。陈延年、陈乔年的名字在鲜红印章下格外醒目。陈松年握住证书边角，指尖发抖，久久无语。桌上还有一份批示：每月补助三十元，直至生活自足为止。那天傍晚，他回到家，把证书摆在供桌中央，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深深弯腰——没有言语，只有止不住的泪水。
补助发下后，日子并未立刻富裕，可最艰难的拐点已然过去。陈松年白天继续在窑厂忙，晚上在家抄录父亲遗稿，偶尔带孩子读《说文解字》。1960年代，他被推选为市人大代表，后又担任市文史馆馆员，整理地方史料，校勘陈氏家谱。有人打趣说他“运气好”，他却摆摆手：“若兄长在世，我未必有这份安稳。”
1980年春，陈松年退休，补助金增至六十元。两个女儿成为工程师，次子研究无线电，最小的女儿在医院做检验，四人都用奖学金读完大学。老宅的墙壁仍旧斑驳，可屋内书声琅琅，一如昔年陈独秀教孙辈背《孟子》时的模样。偶有邻里路过，总要停步聆听几句，仿佛那条巷子里依旧回荡着《新青年》的朗诵声。
1990年初夏，陈松年病重住进安庆医院。病榻旁，他让儿女把那两本烈士证书和父亲的遗像摆在床头，轻声说：“家里能挺过来，全靠他们……”声音微弱，却清晰可辨。同年九月，81岁的陈松年辞世。治丧费用里仍包含那从1953年开始发放的补助金，整整三十七年从未间断。安庆长江北岸，清风掠过松柏，掀开一段家族史最后一页，轻轻合拢。
至此，毛泽东在江上随口的一问与当年北大图书馆楼道里的那本《新青年》，在时光的回环里不期而遇。命运的笔锋或许曲折，却把功业与亲情勾连起来，让陌路与归途终有一个交点。而那个交点，就藏在1953年二月的江面上，水雾迷漫，铃声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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