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长沙，一对特殊的师生再次重逢。
彼时，毛主席已是新中国的领袖，而他的恩师杨树达，却已病重卧床，命悬一线。
当毛主席拎着药和一沓500元的钞票探望老师时，那位老者首先开口的不是感谢，而是一句严厉的质问：“润之，你哪儿来那么多钱？”
两人有怎样的渊源？毛主席又是如何回答的？
共逐理想
1910年代初的长沙城里，一所古朴的学堂迎来了它最风华正茂的一批青年学子。
彼时的湖南第四师范，尚未与一师合并，课桌前坐着一位满脸坚毅、目光锐利的青年。
他叫毛泽东，一个来自韶山冲的农家子弟。
就在这所学校里，一位年轻讲师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超凡的教学风格，引起了众多学生的注目。
他叫杨树达，年仅二十七岁，却已然在国文教学中脱颖而出。
他的课堂没有枯燥的背诵和强制的训导，而是如讲古论今般将文字学与天下大势娓娓道来。
讲的是《说文解字》，谈的是日本明治维新，评的是梁启超之新学，论的是民族与未来的兴亡。
他不拘泥于古典，而是以“文字承载思想，语言即是历史”的思路，贯通古今，横扫中外。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甚至来不及抬头，笔尖在纸上划出的，不只是笔记，更是他未来思想版图的一砖一瓦。
课后，毛泽东忍不住敲开了杨树达的宿舍。
他提出的问题并不局限于课堂内容，而是延伸到了民族为何积贫积弱、日本如何崛起、语言与国民意识之间有何联系。
杨树达原以为只是学生求教，不曾想这个青年竟有如此广阔的眼界与敏锐的思辨。
他耐心回答，甚至将自己留学日本期间的所见所闻娓娓道来。
毛泽东听得入迷，两人一问一答，竟从课后聊到了深夜。
那以后，毛泽东成了杨树达的“常客”。
他时常驻足讲坛，不厌其烦地请教各种问题。从训诂到诗经，从明治宪法到巴黎公社，所有能与“救国”二字挂钩的知识，毛泽东都不肯放过。
杨树达看着眼前这个“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年轻人，渐渐在心里对他另眼相看。
“生徒润之，言辞犀利，所问多涉国是，固非常流俗子也。”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署“二十一条”，引发全国哗然。
此事如惊雷击中杨树达，他挥笔写下檄文痛斥袁氏卖国行径。
毛泽东看到这篇檄文，眼中一亮，仿佛被激活了体内沉睡的火焰。
他以此为纲，组织同学展开讨论，甚至亲自登台演讲，号召大家觉醒。
这种从“学问”到“行动”的变化，正是杨树达教学所冀望达到的理想境界。
他从未刻意塑造一个“革命者”，却在无形中点燃了毛泽东的理想之火。
那年夏天，长沙骄阳似火，毛泽东因劳累过度、中暑昏倒在教室。
得知此事，杨树达亲自前来探视，还亲手为他擦身退热、熬汤喂药。
身为师者，他从未因身份尊卑而倨傲半分，而是将这个学生视作自己文化薪火的继承者。
在那个书声琅琅的年代，他们是师生，是朋友，更是同道。
他们以文字为舟，以理想为帆，在风雨飘摇的中国逐浪前行。
他们的相识，不只是师生之缘，更是一段用信念与文字书写的理想之约。
驱张请愿 并肩作战
1919年12月，一支从湖南远道而来的代表队伍缓缓行进在北长街。
他们的目的地，是中南海内的颐和堂，那里是北洋政府的权力中枢。
行进队伍中，一位目光坚定的青年，披着风衣、怀抱请愿文稿，一路沉默前行。
身边，一位年近不惑却满脸坚毅的中年人步履不紧不慢。
他们是毛泽东与杨树达，从昔日的师生，如今正并肩站在这个时代风口的最前线。
彼时的湖南，正深陷张敬尧的铁腕统治之中，作为北洋军阀皖系的重要一员，张敬尧挟“都督”之权，行掠地之实，烧杀抢掠，横行霸道，百姓称其为“张毒”。
而他在湖南的种种暴行，也点燃了毛泽东和杨树达心中的怒火。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动员青年罢课、示威、上街游行，掀起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
同一时间，杨树达也在教育界广泛联络，组织健学会，号召师生参与抗争。
两人虽立场一致，却各自忙碌于前线。
直到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组建“驱张代表团”，亲赴北京向北洋政府请愿，才再度聚首于同一战线。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当年的杨树达教毛泽东写文、讲国事，如今两人一同披甲上阵，为湖南十几万同胞请命。
驱张代表团抵京之初，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尽管他们早已提交了请愿文书，约见北洋政府要员，却始终未获回应。
毛泽东心知再拖下去，只会被敷衍搪塞，他当即召集三团联席会议，决定采取“强请愿”行动，亲赴颐和堂请见总理靳云鹏，当面递交控告书。
于是，那一天的场景注定载入史册。
三支代表团上千人浩浩荡荡地聚集在颐和堂外，寒风中，毛泽东带头举起请愿书，声音嘹亮地喊出：“驱逐张敬尧，救湖南百姓！”
紧随其后的杨树达步履坚定，神色间满是不容置疑的决绝。
他站在人群最前，身为长者，未退缩半步。
北洋政府早有防备，大门紧闭，门前驻扎着数十名持枪卫兵，个个神情冷漠，刀枪林立，仿若要阻挡的不是请愿群众，而是一支来犯之敌。
毛泽东停下脚步，望了一眼杨树达，那一刻，曾经讲堂上的师与生，只是彼此信念的回音，他们没有言语，目光一触即发，随即举步向前。
“人民有话要说，岂能任你们装聋作哑？”
两人率先逼近大门，面对冷漠士兵的阻拦，毫不退缩。
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峙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
冰雪覆盖的地面上，杨树达因久站而略显蹒跚，却始终挺直脊背。
他不断咳嗽，寒气钻进身体，仍强忍着咽下口中的血丝，毛泽东见状心中焦急，用自己年轻的身躯为老师挡风，用自己慷慨激昂的话语，向官员、警卫、路人宣讲张敬尧的罪行和驱张的正义。
终于，在民意的震慑与舆论的压力下，一位自称是总理秘书的人匆匆走出，答应接见代表。
毛泽东与杨树达走入大堂之内，却最终未能得到靳云鹏的直接接见，但这场持续三小时的“冰雪请愿”，却震动了北京城内外。
随后几天内，北京旅湘同乡会、学生社团、舆论报刊纷纷声援湖南代表团。
毛泽东与杨树达决定扩大声势，创办“平民通信社”，自任社长。
每日撰写抗张文稿、张贴传单、组织讲演，杨树达甚至亲自到印刷铺监工，凌晨一两点才得以休息。
正是在这里，杨树达曾调侃毛泽东：“福佑菩萨显灵，竟赐你如此笔锋。”
毛泽东却认真回答：“不敢为神灵作祷，只求不负百姓所托。”
在那场不见硝烟的斗争中，杨树达展现了“学者为国”的责任感，毫无保留地站在学生一边，既是支持，也是传承。
而毛泽东的坚定与胆识，也让杨树达越发笃信，这个青年，注定不凡。
他们不再只是课堂上的师生，而是在民族危亡时刻选择并肩、共担风雨的战友。
而那三小时的冰雪，请愿的不仅是公道，更是一个理想中国的初始回响。
师道尊严 千金难换
1955年的长沙城南一处幽静的宅院，就在这里，毛主席带着药和一笔不小的“心意”，悄然拜访他久未谋面的恩师，杨树达。
这次南下，毛主席的行程排得满满，但长沙一站，他无论如何也要抽出时间去看望杨树达。
对于毛主席而言，这不是简单的探病，而是一次迟来的“学生还礼”。
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已过，学生已为一国之领袖，而师者，依旧是那位伏案笔耕、为学术和道义燃尽心血的老学究。
杨树达此时已病重，常年哮喘令他气息微弱，终日卧床。
见毛主席亲临，面上却依旧挂着清朗笑容。
他并不多言，只是紧紧拉住毛主席的手，一阵寒暄之后，毛主席将随行人取来的药盒递到师母手中，紧接着又掏出一只牛皮纸包，轻轻放在桌上。
师母有些迟疑地打开，里面是一沓整整齐齐的新钞，整整500元。
这在当时，绝不是一笔小数目，毛主席所赠之数，相当于普通家庭一年甚至数年的生活费。
杨树达眼睛一瞥那厚厚一沓，脸色倏然一变。
原本躺在椅上的身子猛然一挺，气息虽虚，却目光犀利如剑。
他看向毛主席，声音虽带喘，却字字铿锵：“润之，这么多钱你哪来的？”
一时间，屋内寂静，师母一愣，周世钊也有些尴尬，但毛主席只是上前一步，一如当初的学生，温和解释道：
“先生，这是我的稿费，是我写文章、讲话所得，绝非国家钱财。”
杨树达却仍不动容，摇头道：
“你现在不是那个一师学生会的会长了，你是国家主席，怎可随意支出这等巨款？‘君子受财，受之有道’，你该以身作则才是！”
毛主席闻言，只低头轻声答道：“正因如此，我的钱都交由组织统一管理，稿费是我自己写的，按劳分配，不涉公款，买药的钱，就从里头取出来。”
这番话说得极稳，话音未落，杨树达本欲再言，却忽觉喉间一紧，连咳不止。
他身体早已虚弱，经不起长谈，又因动气，病情陡然加剧，屋里顿时乱成一团，师母急忙拿出痰盂，手却抖得端不稳。
毛主席见状，快步走到床前，弯下腰，稳稳地将痰盂接在杨树达身下。
“润之，放下，快放下！”杨树达一边咳，一边断断续续喊着，面上满是羞愧和激动。
他怎能让自己的学生，还是堂堂国家主席，为自己端痰盂接脏污？
可毛主席毫不在意，只柔声说道：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先生如今病重，我怎敢不侍奉左右？”
说罢，他端着痰盂走出屋外，一边走还一边调侃似地说道：
“平日里我这痰盂都没人准我动一下，说是有原则，今天这痰盂，我非倒不可。”
这一幕，让屋里众人一时语塞。
片刻后，毛主席回屋，把洗净的痰盂轻轻放在床边。
杨树达喘息稍稳，脸上浮出一丝苦笑，他指着毛主席，颤声道：
“你这小子，还是当年那股倔劲。”毛主席也笑了。
病榻之上，一师之生，一盂之轻，一诺千金。
临别之时，毛主席特地俯身，将杨树达身上的毛毯抚平，又握紧老师干瘦的手。
他们曾在讲台前共话诗书，在权力门前共抗强权，如今，一人病榻垂暮，一人肩负国家，但他们之间那份“师道之尊、情义之重”，却仍沉得千金不换，重过浮世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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