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初春，北京的风依旧带着寒意。刚在总政大院办好登记的吴华夺提着一个帆布包，裤脚还沾着昨夜列车上的煤灰，他的心思却全在“落实政策”四个字上。九三年的白发已悄悄爬上两鬓，他自认功成身退，只想把几年前那顶帽子摘干净，然后安安静静回乡。
回想1962年，他还是南京军事学院的教育长，行政级别相当于大军区副职，那会儿不少年轻教员尊称他“吴教长”。可是1969年学院撤并，风云陡转，他被放到江苏一家军工厂劳动。有人好心劝他低调行事，他笑答：“掉几级不算事，只要腰杆子别弯。”这句话后来传遍生产线，成了工友午间闲谈的谈资。
1970年底，中央决定让他去陕西省军区任副司令员，职务按副军级执行。那一步实际上降了两级，还没有配套的待遇。他没抱怨，然而一想到头上的问题没彻底结论，心里终究像压块石头。陕西是三线重点省，62家军工厂和科研所散布秦岭、渭北、高原戈壁，零零总总得有人管。吴华夺三句话就接下活：“让工人师傅多出合格品，比给我抬什么头衔更重要。”
几年过去，调研足迹几乎踏遍全省。他能把每家工厂的产线背得滚瓜烂熟，还记得哪支民兵连的射击成绩常年靠前。可问题还是没解决。于是1975年正月，他拖着略微佝偻的身子再赴北京。报到几天后，总政大学政委唐亮见了他，摆摆手：“老吴，别东跑西颠了，新任命刚批，你去兰州军区当副司令员！”吴华夺愣住，以为听岔了：“唐政委，事情还没个说法，我怎么能去军区？”唐亮只丢下一句：“文件很快到，赶紧回去收拾行李。”
他半信半疑，拉着老战友、副总参谋长胡炜聊天：“真不是拿我寻开心吧？”胡炜笑着递烟：“老兄，组织决定，用你原来的编制补兰州军区的缺。有人替你说话，也有人看你这些年干得实在，抓紧准备就对了。”对话不过十几秒，却像一粒定心丸。
兰州军区的地图摊开就占满茶几。从嘉峪关到三角城，边防线横贯沙漠戈壁，风沙大得令话筒里都夹杂呜呜声。到职后，他分管动员和民兵。有人劝，他年纪不小了，别事必躬亲。吴华夺摇头：“没亲眼瞧，底气不足。”于是乘三蹦子、骑骆驼、坐小火车，硬是跑遍主要哨所。一次在哈密县城外的机耕路上，司机劝他折返，他拍着吉普车门：“路再烂也得看完。”
调研时他最关注两件事：一是民兵训练质量，二是误工补贴能否落袋。沙窝子里的民兵白天种地，晚上练射击，生活拮据得紧。吴华夺问得细：“一发子弹多少钱？拉练耽误几天农活？”这种直奔痛点的询问，让基层主官暗暗叫好。
在军区机关，他依旧保持简朴作风。家属陪同迁兰州，所带行李除了被褥就是两口大铁皮箱。同事调侃：“吴副司令当年教战略，如今像个老伙计。”他不接茬，倒提着暖壶去小食堂排队。司机们说，这位老首长没一点官架子，闲时还跟大家学腌咸菜、做豆瓣酱。饭桌上常有人客气，他只回一句：“习惯了，不装样子。”
说到家教，他有硬杠杠。小儿子当兵时年龄差两个月，想走“后门”。他把调令推了回来：“两年后达龄，再从正门走。”后来孩子果真凭考试进部队，多年后谈起却心怀感激。
吴华夺对学习也没放松。任南京军事学院教育长期间，晚上常被人撞见趴在灯下练英语口语，还把战例、战史课程全部重听一遍。刘伯承院长经常指着他对学员说：“肯钻研的老同志，你们要多学。”
1977年，军区整编结束，民兵建设步入正轨，吴华夺才向总部递交退休申请。有人议论：正职缺口还在，为什么不留？军区政委一句话点破：“老吴该休息，就让他体面地歇口气。”9月的兰州，黄河水湍急，他轻装简从离开机关，门口站满战友，同事大喊：“老首长，保重！”他只抬手摆了摆，表情淡定。
对吴华夺而言，官复原职未必意味着荣耀，更像一次迟到的公正。那顶沉甸甸的帽子最终被轻轻摘下，他笑着说：“档案写清楚就好，别给后人添麻烦。”随后回到南京，跟妻子在旧居里种花摆书，日子平淡，却也自在。
他的军旅生涯，旁人用十六个字总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孜孜不倦，好学进取。这道评语放在众多将帅中并不起眼，却足够贴切。毕竟在漫长岁月里，他从没用级别为自己争什么，只认一个理：工作是组织分配，名利是过眼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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