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初春，东交民巷里电话铃声骤然响起，“老王，部队那边又来信，想请你回去看看。”一句看似平常的话，为王赤军此后的命运埋下伏笔。彼时，他正在交通部忙着筹建港口工人业余文化学校，满桌文件还没批完，新的征召却已悄然而至。
三年前，王赤军告别军装，改任公安部六局副局长。那一年，他三十多岁，脖颈旧伤时常作痛，组织体恤，安排他到地方机关带薪疗养，顺带发挥多年政工经验。公安系统的事务与硝烟中练就的战场本领大不相同，然而凡事抓纲举目，他很快便理出门道，先后在公安部政治部、交通保卫局多次担任要职。在外人眼中，这是一条稳妥的仕途：大院里钟表滴答，花木修篁，看似波澜不惊。
可西北的硝烟与嘶哑军号，从未在他心中消散。1936年参加红军的记忆、在陕北高原的奔袭、在解放大西北一役中率部冲锋的那些夜晚，都像压在行囊底层的军功章——看不见，却时时作响。于是当1957年底调令到来，他没怎么犹豫便点头：“我熟悉通讯，放心吧。”
1950年代后半段，中央正在为导弹、原子能等尖端事业铺路。保障军用通信，是这一盘大棋的关键。军委三局出身的王赤军被选中，去担任通讯兵副政治委员兼通信工程学院政治委员，军级评定为副兵团职，紧接着在1958年初获授少将军衔。对一位已离开部队多年的干部来说，这既是肯定，也是新考卷。那一年，他不到四十六岁。
初到西安，他先跑遍了坐落在草滩的学院各系。机房里，灯火通明，学员们趴在示波器前调试线路；简陋的实验台边，器件散落一地。王赤军站在门口，沉声问起教学计划，老师们报出一连串数字，他却皱眉：“设备够不够？教材跟得上没有？”一句问话道出了真问题——当时进口晶体管奇缺，中文教材更少，多数教师还在边教边学。
王赤军用老政委的办法，先让大家把困难全摆上桌面，再抓住要害梳理。他提出“三抓”：抓课程体系、抓师资培训、抓军政结合。为了抢时间，他常常拄着拐杖在实验楼来回巡视。警卫员劝他多歇一会儿，他只是笑：“战场上都扛过来了，走几步路算啥。”这股狠劲，让不少年轻研究员既敬又怕，也让学院在1959年被列入首批“重点大学”，与清华、北大并肩。
然而快速扩张带来的问题也随之而来。1960年，学院划归国防科委与通讯兵双重领导，科研任务猛增，指标一再拔高。教员缺口、经费紧张、教学与科研的冲突，像麻绳一样层层缠绕。高层工作组数次进校督导，要求“保进度、保质量”，一时氛围紧张。
1961年夏，针对二系五六二班管理混乱的通报摆上桌面，工作组直指“官僚作风严重”。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从系到院全面对照检查。会上，有人情绪激动：“不切实际的指标下压，怎么完成？”争论声此起彼伏，王赤军面对交叉炮火显得格外沉默。身旁干部低声问：“政委，您怎么看？”他只回一句：“先把账算清，再谈别的。”
几个月后，问题报告呈到总政。批示很干脆：调整领导班子。1962年初，欧阳文被任命接替王赤军。而王赤军接到的，却是一纸休养通知。官方说法是“旧伤复发需长期治疗”。彼时，他的颈椎确实出了问题，抬手都疼，但内部流传的另一种说法则指向“思想作风不合时宜”。究竟孰真孰假，至今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行政职务等级被降至技术干部待遇，原本的正兵团职无疾而终。
从重返部队到离开岗位，仅仅五年。对照同批授衔者的仕途曲线，这一落差显得扎眼。有人感慨，大起大落是时代的残酷；也有人认为，这正是大浪淘沙，谁都得接受组织的检验。对于已回病榻的王赤军，或许两种说法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最放不下的，仍是那些躲在灯火下校正波形的学员。
1963年，他接受颈椎减压手术，术后却久久难起。护士回忆，老人常拿着写满摩斯电码的手稿比划，嘴里还嘟囔“通信兵的线断不得”。到了“文化大革命”风声愈烈的1966年，他已完全失去工作能力，只能在病榻上听远处的军号，心中酸楚难言。
1967年，54岁的王赤军病逝。遗像前，几位老战友默立良久，其中包括当年西北野战军的老搭档。有意思的是，送行队伍里也站了不少戴着工字牌的年轻人——他们来自刚刚易名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母校。那一天，西安城的暮色压得很低，号声却一遍遍响起，像是某种迟到的答礼。
王赤军的经历在开国将领中并不多见：转业、返军、授衔、再度离任，几次跌宕嵌进国家命运的褶皱。他的短暂“第二次从军”，恰值国防科技体系草创阶段，通信工程学院后来培育出数以万计的技术骨干，这或许是他最在意的遗产。遗憾的是，组织调整的风云与个人健康的暗礁，让他的军旅续章戛然而止。
回到那通1954年的电话，如果时光倒流，他是否还会答应返军？旁人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那个在延河边熬过残冬的青年，从未把个人荣辱置于第一位。当年的军功章在追悼会上被整齐摆放，熠熠生辉，却映照出另一种沉默的光——那是历经风霜却依然滚烫的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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