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吗？公元263年，邓艾带着几千翻山越岭、饿得快断气的疲兵，刚出现在成都平原，坐拥天府之国的蜀汉就直接开门投降了！要知道，蜀汉当时还有十万大军，成都城防坚固，粮草充足，真要打起来，邓艾那点疲惫之师根本不够看。可满朝文武没人主张抵抗，反而齐声劝刘禅投降，这哪儿是刘禅昏庸，分明是蜀汉从立国那天起，就给自个儿埋好了亡国的定时炸弹——这个国家，从来就不是益州人的国家，而是一群外来流亡者的“临时政权”！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刘备带着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一群异乡人，颠沛流离半生，终于在益州扎下根，建立了蜀汉。可他喊着“兴复汉室”的口号，却始终没把益州本地人当自家人，权力全攥在外地来的“自己人”手里。益州士族被排挤、被打压，心里早就憋着一股火。等到邓艾的军队杀来，他们不仅不抵抗，反而觉得是解脱。今天，咱们就拨开“刘禅乐不思蜀”的表象，聊聊蜀汉亡国的真正原因，看看这个喊着匡扶汉室的政权，是怎么一步步失去民心，最终走向覆灭的！
1、刘备入川：一场外来者的“鸠占鹊巢”
公元211年，益州牧刘璋听说曹操要攻打汉中，心里慌得不行。他手下的谋士张松、法正等人，早就看刘璋软弱无能不顺眼，偷偷劝刘璋邀请刘备入川，帮忙抵御曹操。刘璋这人没什么主见，又觉得刘备是同宗，应该靠谱，就高高兴兴地派人去请刘备。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是引狼入室，把一只饿虎请进了自家院子。
刘备当时正驻扎在荆州，早就对物产丰富、地势险要的益州垂涎三尺。接到刘璋的邀请后，他立刻率领数万大军，带着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核心班子，浩浩荡荡地进入了益州。一开始，刘备还装模作样地帮刘璋抵御张鲁，可暗地里却在收买人心，联络益州的反对势力，为夺取益州做准备。
公元212年，刘备觉得时机成熟，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他以刘璋不肯提供足够的粮草为由，起兵攻打刘璋。这场战争打了整整三年，刘备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最终在公元214年包围了成都。刘璋看着满城百姓，不忍心让大家遭受战火，只能开城投降。就这样，刘备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取了益州，终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可刘备夺取益州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安抚本地百姓，而是大肆封赏跟随自己多年的外来功臣。诸葛亮被封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总揽政务；关羽、张飞、赵云等武将也都得到了高官厚禄，手握兵权。而益州本地的官员和士族，却遭到了严重的排挤和打压。
刘璋的旧臣中，有个叫许靖的，是益州有名的名士，声望很高。可刘备觉得许靖是被迫投降，心里看不起他，一开始根本不想重用他。后来还是法正劝他：“许靖虽然没什么真本事，但名声在外，如果您不用他，天下人会说您不重视人才。”刘备这才勉强给了许靖一个太傅的虚职，没有任何实权。
还有一个叫黄权的，是刘璋手下的得力干将，当初曾坚决反对邀请刘备入川。刘备夺取益州后，很多人都劝刘备杀了黄权，可刘备觉得黄权是个忠臣，没有杀他，还任命他为偏将军。可这只是个例外，大多数刘璋的旧臣，要么被剥夺兵权，要么被调到偏远地区，根本没有机会参与核心决策。
益州本地的大族，比如谯周所在的谯家、李严所在的李家，虽然也有人被任命为官，但始终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李严算是比较受重用的，刘备临终前，把他和诸葛亮一起任命为托孤大臣，让他辅佐刘禅。可实际上，李严的权力远不如诸葛亮，后来还因为与诸葛亮政见不合，被诸葛亮废为庶人，流放梓潼。
你想想，益州本来是刘璋和本地士族的地盘，刘备带着一群外地人打进来，抢了人家的地盘，还不让人家参与管理，换成谁心里会舒服？从这一刻起，蜀汉的统治根基就出了问题——它不是一个扎根益州的政权，而是一个外来者建立的“流亡政府”，益州人从心里就不认可它。
刘备其实也知道这个问题，可他没办法解决。他之所以能凝聚人心，靠的就是“汉室宗亲”的身份和“兴复汉室”的口号。可他自己却抢了同宗刘璋的地盘，杀了刘璋的不少旧臣，还把他们的家人赶到荆州软禁起来。这在益州士族看来，刘备和曹操没什么区别，都是靠着武力抢夺地盘的军阀，所谓的“兴复汉室”，不过是个骗人的幌子。
如果刘备拉拢益州本地士族，重用他们，就会让跟随自己多年的荆州老班底寒心，毕竟这些人跟着他颠沛流离，吃了太多苦，好不容易才有了落脚点，肯定不愿意和本地人分享权力。而且，刘备也担心益州士族势力太大，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所以，他只能选择依赖荆州老班底，对益州本地士族采取打压和防范的政策。这种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巩固了刘备的统治，却为蜀汉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2、没有益州人的“游戏规则”
刘备夺取益州后，发现益州的法律混乱，社会秩序不稳定。为了巩固统治，他决定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也就是后来的《蜀科》。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负责编写《蜀科》的五个人，分别是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清一色的外地人！诸葛亮是山东琅琊人，法正是陕西扶风人，伊籍是山东山阳人，刘巴是湖南零陵人，李严虽然是益州本地人，但他原本是荆州牧刘表的部下，后来才投靠刘璋，在益州本地士族中没有根基，算不上真正的“益州代表”。
这就有意思了，一套要在益州推行的法律，竟然没有一个益州本地人参与制定，完全是外来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求制定的规则。这些规则，自然是优先保障外来集团的利益，而益州本地士族的利益则被忽视，甚至被损害。
《蜀科》的特点是“严刑峻法”，对百姓和官员的约束非常严格。诸葛亮在制定法律时，主张“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看似公平公正，可在实际执行中，却出现了明显的偏向。外来的功臣就算犯了错，也往往能得到从轻处理；而益州本地官员和士族，一旦触犯法律，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比如，益州本地有个叫张裕的名士，很有才华，可他因为曾嘲笑刘备没有胡子，又反对刘备夺取汉中，就被刘备以“不敬”为由处死。而诸葛亮的好友马谡，因为失守街亭，违反了军令，诸葛亮虽然挥泪斩了马谡，但也只是因为马谡的错误影响太大，无法挽回。如果换成益州本地官员犯了同样的错误，恐怕下场会更惨。
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让益州本地士族心里非常不满。他们觉得，自己在自己的家乡，却要遵守外地人制定的法律，还要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他们在官场的晋升之路也被外来集团堵死了。蜀汉的核心官职，比如丞相、大将军、尚书令等，几乎全被外地人垄断，益州本地人最多只能担任一些地方官或者闲散的虚职，根本没有机会进入权力中心。
史料记载，蜀汉的官员中，外来集团的比例高达70%以上，而益州本地士族的比例还不到30%，而且大多是中低级官员。这种权力分配的严重失衡，让益州本地士族彻底失去了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感。他们觉得，这个政权不是为他们服务的，而是外来者压迫他们的工具。
刘备死后，诸葛亮掌权，这种情况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心想要兴复汉室，北伐中原。可他在用人上，依然坚持重用外来者和降将，对益州本地士族始终保持着警惕。他提拔的蒋琬、费祎、姜维等人，都不是益州本地人。蒋琬是湖南零陵人，费祎是河南罗山人，姜维是甘肃天水人，都是外来者。
诸葛亮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担心益州本地士族势力壮大后，会反对北伐，甚至背叛蜀汉。毕竟，北伐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这些负担最终都要落到益州百姓身上。益州本地士族当然不愿意为了一个外来政权的“兴复汉室”之梦，让自己的家乡和族人遭受战乱之苦。
可诸葛亮的这种做法，却进一步加剧了蜀汉内部的矛盾。益州本地士族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抵触蜀汉政权。他们开始消极怠工，甚至暗中破坏蜀汉的统治。比如，在诸葛亮北伐期间，益州本地士族就经常以粮草不足、百姓困苦为由，反对北伐，给诸葛亮制造麻烦。
3、荆州之失：外来集团的“根基崩塌”
如果说刘备入川后形成的“外来者统治”是蜀汉亡国的隐患，那么荆州的丢失，就是让这个隐患彻底爆发的导火索。荆州对于刘备集团来说，不仅仅是一块地盘，更是他们的“龙兴之地”，是外来集团的根基所在。
刘备早年在荆州经营多年，积累了深厚的人脉和民心。荆州的官员和百姓，大多是刘备的忠实支持者。关羽、张飞、赵云等核心武将，也都是在荆州期间跟随刘备的。可以说，荆州是刘备集团的“老家”，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公元219年，关羽率军攻打樊城，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可就在关羽节节胜利的时候，孙权派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关羽腹背受敌，最终兵败被杀，荆州也落入了孙权手中。关羽之死，不仅让刘备失去了一员猛将，更让他失去了荆州这块重要的根据地。
荆州丢失的影响，远比想象中严重。首先，刘备集团的核心力量遭到了重创。关羽死后，张飞为了给关羽报仇，鞭挞部下，被部下杀害。刘备为了夺回荆州，不顾诸葛亮、赵云等人的劝阻，率领数十万大军攻打东吴，结果在夷陵之战中被陆逊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这场战争，让刘备集团的老班底损失殆尽，再也没有了当初的锐气。
其次，荆州的丢失，让刘备集团失去了重要的兵源和粮草供应地。荆州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是刘备集团重要的兵源和粮草基地。失去荆州后，蜀汉的兵源和粮草只能依靠益州一地供应，压力瞬间增大。
更重要的是，荆州的丢失，让蜀汉的权力结构发生了严重的失衡。之前，刘备集团的核心成员大多来自荆州，他们在蜀汉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荆州派”。荆州丢失后，“荆州派”的势力受到了严重削弱，人才凋零。刘备死后，诸葛亮虽然想继续依靠“荆州派”维持统治，可无奈人才匮乏，只能提拔一些降将和外来者。
比如，姜维原本是曹魏的将领，后来投降蜀汉，被诸葛亮看中，一步步提拔为大将军，成为蜀汉后期的军事支柱。王平原本是巴西賨人，早年跟随曹操，后来投降刘备，因为作战勇猛，被诸葛亮重用。夏侯霸是曹魏的宗室，因为害怕司马懿迫害，逃到蜀汉，被刘禅重用。这些降将虽然有一定的才能，但他们在蜀汉朝廷中没有根基，没有自己的势力，不会和益州本地士族勾结，更容易被诸葛亮和刘禅控制。
可这种用人策略，却让蜀汉的内部矛盾更加尖锐。益州本地士族本来就觉得自己被排挤，现在看到蜀汉的核心权力竟然落到了一群降将手中，心里更是不满。他们觉得，蜀汉政权已经彻底沦为外来者和降将的工具，自己在这个政权中没有任何希望。
而且，这些降将和外来者，大多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蜀汉的存亡，根本不考虑益州本地的利益。比如姜维，为了实现诸葛亮的遗愿，连年北伐，不顾益州百姓的死活，让益州的经济和民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益州本地士族对姜维的北伐非常反感，多次反对，但都被姜维无视。
荆州丢失后，蜀汉的外部环境也变得非常恶劣。蜀汉失去了荆州，就失去了向东发展的通道，只能偏安于益州一地。而曹魏和东吴则对蜀汉形成了包围之势，蜀汉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蜀汉政权本应该团结内部力量，安抚益州本地士族，共同抵御外敌。可它却反其道而行之，继续排挤本地士族，重用外来者和降将，让内部矛盾越来越深。
4、北伐重压：十五为兵的“战时集中营”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为了兴复汉室，他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姜维继承诸葛亮的遗志，九伐中原，连年征战。可他们没想到的是，这种不计成本的北伐，最终拖垮了蜀汉的国力，也彻底失去了益州百姓的支持。
蜀汉的地盘只有益州一地，疆域狭小，人口也不多。根据史料记载，蜀汉灭亡时，总人口大约有94万，而军队却有10万之多，官吏4万多人。这意味着，蜀汉每9个百姓，就要养活1个士兵和0.4个官吏。而且，蜀汉实行的是“十五为兵，六十还民”的兵役制度，也就是说，男子从15岁开始就要服兵役，一直到60岁才能退役。在那个医疗条件落后、人均寿命很短的年代，15岁还是个孩子，60岁已经是老人了，这样的兵役制度，简直是把百姓往死里逼！
为了支持北伐，蜀汉的百姓不仅要服兵役，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史料记载，蜀汉的赋税非常繁重，百姓要缴纳田租、户调、口赋等多种赋税，还要承担修建城池、运输粮草等徭役。很多百姓因为不堪重负，纷纷逃离家乡，或者隐匿户口，导致蜀汉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少，而军费开支却越来越大，形成了恶性循环。
诸葛亮北伐期间，虽然也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比如在汉中屯田，但这些措施根本无法弥补北伐带来的巨大消耗。而且，屯田的士兵大多是外来的军队，益州本地百姓并没有从中受益。相反，他们还要为屯田提供工具、种子和劳动力，负担更加沉重。
到了蜀汉后期，姜维的北伐更是让益州百姓苦不堪言。姜维北伐的次数比诸葛亮还多，规模也更大，但取得的战果却非常有限。每次北伐，都要耗费大量的粮草和兵力，很多士兵战死沙场，很多家庭因此家破人亡。益州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百姓的生活陷入了绝境。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语：“宁做魏国犬，不为蜀中官”。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益州百姓对蜀汉政权的不满和绝望。在蜀汉，就算当了官，也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还要随时面临战争的风险；而在曹魏，百姓的赋税和徭役相对较轻，生活相对安定。所以，很多益州百姓都不愿意为蜀汉政权效力，甚至希望曹魏能够早日统一益州，让他们过上安稳的日子。
益州本地士族对北伐更是深恶痛绝。北伐不仅让他们的财产遭受损失，还让他们的族人面临战争的风险。而且，他们知道，蜀汉的北伐根本不可能成功，只是在做无用功。曹魏的国力远比蜀汉强大，人口众多，疆域辽阔，蜀汉想要以弱胜强，兴复汉室，简直是痴人说梦。与其跟着蜀汉政权一起灭亡，不如早日投降曹魏，保住自己的家族利益。
可蜀汉的统治者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坚持北伐。刘禅虽然昏庸无能，但在北伐这件事上，却一直支持姜维。他之所以支持姜维，一方面是因为姜维是诸葛亮指定的继承人，他不敢违背诸葛亮的遗愿；另一方面，他也想通过北伐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转移内部矛盾。可他没想到，北伐不仅没有转移内部矛盾，反而让内部矛盾更加尖锐，让百姓和士族对蜀汉政权彻底失去了信心。
5、邓艾兵临：是投降还是抵抗？益州人的“解脱时刻”
公元263年，曹魏派钟会、邓艾、诸葛绪三路大军攻打蜀汉。钟会率领主力部队攻打汉中，姜维率领蜀汉大军在剑阁抵御钟会，双方陷入僵持。就在这时，邓艾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率领几千精锐士兵，从阴平小道翻山越岭，奇袭成都。
阴平小道地势险要，山高谷深，人迹罕至。邓艾的军队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吃尽了苦头。很多士兵因为体力不支，掉下山崖摔死，或者因为缺少粮食，饿死在途中。等邓艾的军队到达成都平原时，只剩下几千人，而且个个疲惫不堪，衣衫褴褛，饿得快断气了。
可就是这样一支疲兵，却让蜀汉朝廷彻底慌了神。刘禅急忙召集满朝文武商议对策，没想到，满朝文武几乎一边倒地主张投降。光禄大夫谯周更是站出来，大声劝刘禅：“陛下，别打了，投降吧！曹魏实力强大，我们根本不是对手。而且，蜀地自从刘备入川以来，就一直战乱不断，百姓苦不堪言。现在投降曹魏，不仅能保住陛下的性命，还能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
谯周的话刚说完，满殿大臣就齐声附和：“谯大夫说得对，陛下，投降吧！”刘禅本来就没什么主见，看到大臣们都主张投降，心里也慌了，只能同意投降。就这样，邓艾带着几千疲兵，没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成都，蜀汉灭亡。
很多人都觉得，刘禅太昏庸了，蜀汉还有十万大军，成都城防坚固，粮草充足，真要打起来，邓艾的疲兵根本不堪一击。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蜀汉的十万大军，大多是益州本地人，他们根本不愿意为蜀汉政权卖命。而且，成都的百姓也不愿意抵抗，他们早就盼着曹魏能够早日到来，结束这种水深火热的生活。
其实，当邓艾的军队出现在成都平原时，益州本地士族就已经暗中联络，准备迎接曹魏的军队。他们不仅不组织抵抗，反而还劝说百姓不要反抗。在他们看来，邓艾的军队不是入侵者，而是解放者，是来拯救他们脱离蜀汉政权压迫的。
谯周之所以极力主张投降，不仅仅是因为他觉得蜀汉打不过曹魏，更因为他是益州本地士族的代表。谯周是巴西西充国人，出身于益州大族谯家，在益州本地有着很高的声望。他早就对蜀汉政权的外来统治不满，一直主张投降曹魏。在他看来，蜀汉政权是外来者建立的，根本不适合益州，只有曹魏才能给益州带来和平与稳定。
而且，谯周还知道，曹魏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出身，益州本地士族如果投降曹魏，肯定能得到重用，保住自己的家族利益。而如果继续跟着蜀汉政权，最终只会和蜀汉一起灭亡。所以，他才会极力劝说刘禅投降，为益州本地士族谋求最大的利益。
刘禅其实也知道，蜀汉的统治已经失去了民心，就算他想抵抗，也没有人愿意为他卖命。如果他坚持抵抗，不仅会丢掉自己的性命，还会让成都百姓遭受战火之灾。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投降，虽然背上了“乐不思蜀”的千古骂名，但也让成都百姓避免了一场战乱。
可这里有个让人疑惑的地方：邓艾的军队明明只有几千人，而且疲惫不堪，蜀汉真的没有一战之力吗？其实，蜀汉当时还有十万大军，姜维的军队虽然被钟会牵制在剑阁，但只要刘禅下令，姜维肯定会回师救援。而且，成都城防坚固，粮草充足，只要坚守一段时间，等到姜维的援军到来，就能内外夹击，打败邓艾的疲兵。可为什么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主张抵抗，反而都劝刘禅投降呢？
6、蜀汉的灭亡，是外来政权的必然结局
其实，蜀汉的灭亡，从刘备入川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外来者建立的“流亡政府”，没有扎根益州，没有得到益州本地士族和百姓的认可。
刘备集团虽然喊着“兴复汉室”的口号，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和“兴复汉室”的初衷相去甚远。他们夺取益州，不是为了拯救益州百姓，而是为了给自己建立一个根据地；他们制定《蜀科》，不是为了维护益州的社会秩序，而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连年北伐，不是为了兴复汉室，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
益州本地士族和百姓，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外来政权充满了抵触情绪。他们觉得，自己在自己的家乡，却要受到外来者的压迫和剥削，没有任何话语权和归属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抵触情绪越来越强烈，最终变成了绝望。
荆州的丢失，让刘备集团的“荆州派”势力受到了严重削弱，人才凋零。蜀汉政权只能依靠降将和外来者维持统治，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矛盾。而连年的北伐，更是让益州百姓和士族不堪重负，彻底失去了对蜀汉政权的信心。
当邓艾的军队出现在成都平原时，益州本地士族和百姓终于看到了希望。他们觉得，这是摆脱外来政权压迫的最好机会，所以纷纷支持投降。满朝文武之所以都主张投降，就是因为他们大多是益州本地士族的代表，或者是依附于本地士族的官员，他们知道，只有投降曹魏，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
蜀汉的灭亡，不是因为刘禅昏庸，也不是因为姜维北伐失败，而是因为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没有解决好“本土化”的问题。一个政权，如果不能得到当地百姓和士族的认可，不能扎根当地，就算拥有再强大的军事力量，最终也会走向灭亡。
刘备一生以仁义著称，可他却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他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外来者”，把益州当成一个“临时根据地”，没有真正融入益州，没有把益州本地士族和百姓当成自家人。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他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在用人和治国方面，却始终坚持“外来者优先”的原则，没有给益州本地士族足够的尊重和机会。
蜀汉的灭亡，给后世的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一个政权要想长久存在，就必须扎根当地，融入当地，得到当地百姓和士族的认可。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和习俗，重视当地的人才，让当地百姓和士族有话语权和归属感。只有这样，才能凝聚人心，形成强大的合力，抵御外敌的入侵，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7、蜀汉灭亡对三国格局的影响
蜀汉的灭亡，不仅结束了刘备集团的“兴复汉室”之梦，也改变了三国的历史格局。在此之前，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维持了几十年，曹魏、蜀汉、东吴三方相互制衡，谁也无法轻易消灭对方。蜀汉灭亡后，这种制衡局面被打破，曹魏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东吴失去了蜀汉这个盟友，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公元280年，西晋取代曹魏后，派大军攻打东吴，东吴无力抵抗，最终灭亡。至此，三国时代结束，西晋统一了全国。可以说，蜀汉的灭亡，为西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蜀汉的灭亡，也让益州本地士族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投降曹魏后，益州本地士族得到了曹魏的重用，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比如，谯周因为劝降有功，被曹魏封为阳城亭侯，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其他益州本地士族也大多被任命为官员，在西晋朝廷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蜀汉的灭亡，还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启示。首先，一个政权要想长久存在，必须重视“本土化”。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和习俗，重用当地的人才，让当地百姓和士族有归属感。其次，要处理好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蜀汉的灭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内部矛盾尖锐，外来集团和本地士族相互对立，无法形成合力。最后，要量力而行，不能盲目发动战争。蜀汉连年北伐，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让百姓苦不堪言，最终失去了民心，走向了灭亡。
在今天这个时代，蜀汉灭亡的教训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要想长久发展，都必须重视“本土化”，融入当地的环境，尊重当地的文化和习俗，重视当地的人才。同时，要处理好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强大的合力。还要量力而行，根据自身的实力制定发展战略，不能盲目扩张，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刘备、诸葛亮等人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们为了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付出了毕生的努力，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敬仰。可他们的失败，也让我们明白，光有理想和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正确的策略和方法。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一个忽视民心的政权，最终只会走向灭亡。
蜀汉虽然灭亡了，但它的故事却一直流传至今。它让我们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看到了民心向背的重要性，也让我们从中汲取了宝贵的历史教训。
全文完！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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