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正在西班牙访问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专程来到这里的小镇格尔尼卡。
1937年，纳粹德国曾对这个小镇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地毯式轰炸，无数平民丧生。
毕加索那幅举世闻名的画作《格尔尼卡》，就是这场暴行的永恒控诉。
施泰因迈尔站在纪念碑前，神情肃穆地献上花圈，再一次代表德国向死于纳粹之手的人民道歉。
二战结束后，德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反省先辈的罪恶，多次向世界各地死于纳粹之手的人民道歉，影响最大的就是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死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世一跪。
今天，施泰因迈尔总统的道歉，是德国第二位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表示的忏悔姿态。
这种对历史的敬畏，让德国重新赢得了欧洲乃至世界的信任。
反观日本，对曾经的罪恶毫无反省。从内阁成员祭拜靖国神社，到历史教科书中淡化侵略行为，都透露出一种不愿认罪的态度。
高市早苗上台后，更是把这种无赖行为推向了极致，公开干预中国内政，甚至要施于无力。
就在德国总统再一次公开道歉的同时，日本内阁还批准了高市早苗对台海问题的谬论。
为什么同是二战时期的侵略者，一个已经立地成佛，一个始终磨刀霍霍，其综合因素与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德国被美苏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后，开始了全面的清算运动，共审理95万起纳粹案件，50万参与侵略战争的军官、政府官员、企业家等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其中被处于死刑的纳粹战犯就达10612人。
这种彻底的政治清算，导致德国政治精英阶层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为后来的反思与认罪奠定了基础。
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向二战受难者的惊世一跪，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鲜明标志。
按《雅尔塔条约》，日本也是要被四个国家分区占领，但前苏联与英国退出，蒋介石代表的中国政府用所谓的“以德报怨”，放弃了应有的权利，最终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
美国出于自身在东亚的利益，保留了天皇制度，宽容了代表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力量和官僚体系。东京审判仅绞死了7名甲级战犯，许多战时官员在战后继续担任要职，如甲级战犯嫌疑犯岸信介不仅未被起诉，反而在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还如创办731部队、犯下人类最大罪行的石井四郎竟然冠冕堂皇地做了医生。
这种不彻底的清算导致了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的存在，使日本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缺乏对战争罪行的深刻认识，更谈不上认罪态度了。
更为严重的是，日本皇室成员完全免于战争责任追究，这给日本民众造成了一种“侵略无罪”假象，依然效忠最大的战犯。
德国在战后认识到，只有通过深刻反思和真诚道歉，才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这种战略选择促使德国主动承担战争责任，赢得了邻国的信任，如德国通过《爱丽舍条约》与法国实现了历史性的和解；还如用历史的真诚反思，获得欧洲各国的谅解，吸收德国参与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等区域一体化组织。
这种选择为德国在战后迅速恢复与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日本完全依据美国的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二战后，美国将日本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前沿阵地，这种利益需要使美国对日本的历史问题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这种国际环境使得日本缺乏主动反思和认罪的制约，反而紧跟美国，成为反对中国与前苏联的急先锋。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地理价值急剧上升。为了利用这个反共的桥头堡，美国不惜违反战后协定，允许日本组建"警察预备队"，这就等于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不但不清算自己的罪恶，还借机发展自己的军工产业，为今天军事力量的壮大奠定了基础。
造成德日两国对侵略历史不同态度的深层原因、或者说决定因素，还在于他们的文化差异。
尽管德国出了战争狂人希特勒，但也有马克思、康德、黑格尔等这些伟大的哲人，这就使德国文化的主流富有理性与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所以，在希特勒制造的战争狂热一但失败，理性与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就占了上峰，对德国曾有侵略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正如德国学者布鲁玛所说：
为此，德国共建立了300多处纳粹罪行纪念场所，每年举行各种形式的反思活动，这种文化机制确保了历史记忆的代际传承。
日本缺乏资源与发展空间的岛国环境，形成了这个民族骨子里“自卑”意识。他们急于扩张与侵略就是想消除这种自卑，能与西方先进国家并肩。
这种心理使日本在战争中野蛮与狂热，失败后又羞于揭这块伤疤，极力回避和掩盖，甚至把自己装扮为“受害者”。
所以，日本就缺乏德国承认罪行的勇气与诚恳，担忧认罪后被世界抛弃，被战胜国看不起，这也是日本依赖美国庇护的原因。
高市早苗看似嚣张，比日本任何一届政府都过激，实则她内心虚弱与胆怯的很。因为她的祖父与父亲都是侵略者，这种家庭给了高市早苗军国主义的基因；这种历史又是耻辱的一页，她唯有用极端的手段予以掩饰。
这种对比下的日本就像见不得阳光的小偷，他自然选择赖账，并用赌徒的心态予以冒险。赌赢了，他会像甲午海战那样发一笔横财；赌输了，他就装成“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但是，今天的中国还能给日本这样的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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