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唯一打三年游击的师，两政工干部授上将，原师长变节后为副科|徐彦刚|湘鄂赣

1934年夏天，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的消息传来，南方各苏区形势骤然开始紧张。位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处的湘鄂赣苏区，北临长江，地理位置重要，被国民党军视为必须拔除的“眼中钉”。1934年6月，国民党西路军总司令何键调集重兵，向湘鄂赣苏区扑来。

面对严峻的局势，湘鄂赣省委意识到，必须有一支能打硬仗的主力部队，才能牵制敌军，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来保卫苏区。因此1934年8月，在湖南浏阳的深山中，以原红十六师余部为基础，补充平江、浏阳等地的独立团、营，正式组建新红十六师。由徐彦刚担任师长，陈寿昌担任政委。从成立之日起，这支部队就明白，自己这支孤军即将面对极为艰苦的奋战。

时间回到1934年1月，湘鄂赣省委机关所在地万载小源失守。小源的丢失意味着红军没有了稳固的后方，游击活动更加艰难。到了6月，更大的危机来到了。

此时湘鄂赣省级机关和红十六师主力约二千人向修水、铜鼓方向转移。当队伍来到到宜丰、奉新两县交界处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三个多师的包围。这就是史称“六七月事件”。这场战斗异常惨烈，红军被冲散，最后仅剩约一个营的兵力。

负责指挥的师长高咏生率部向平江黄金洞方向突围。6月14日被俘后逃脱，跌入修水桃树港脚鱼潭牺牲，年仅26岁。这一仗，红十六师损失超过三分之二的兵力，仅有的一部电台也损毁，他们从此与中央完全失去联系。

时任湘鄂赣省委副书记傅秋涛带领剩下的人员撤到平江县黄金洞的深山里，但退入深山不等于放弃。红十六师现在的困难是与上级失联，部队损失大半，士气受挫，山外还有敌军重重设防。省委书记陈寿昌和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召集剩余人员，冷静商量着下一步行动。

他们此时明白在敌军的四面包围中，唯一的希望就是依靠是苏区群众。而经历过秋收起义和平江起义的湘鄂赣边区群众基础较深，陈寿昌和徐彦刚带领干部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动员青年参军，保卫分得的土地。当地群众也积极响应。

到1934年11月，情况彻底改变。新组建的红十六师不仅恢复了元气，人数更是猛增到五千多人，重新编满了三个团。

同月，红十六师在湖北通山一带主动出击，歼灭国民党军两个营。然而在不久后的一场战斗中，政委陈寿昌亲临一线指挥时，不幸中弹牺牲。

红十六师在壮大之后，马上引来敌军猛烈的围堵。1935年初，国民党南昌行营调集兵力，由汤恩伯指挥，对湘鄂赣苏区发动新一轮“清剿”。

这次汤恩伯改变策略，派出大批兵力沿山路和村镇修筑密集的碉堡，计划用层层封锁的办法切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把红军困死、饿死在山区。

为打破包围，1935年6月，红十六师两个主力团约三千人，在师长徐彦刚率领下，向敌军力量相对薄弱的鄂东南方向突围。当部队来到湖北通城麦市一带时，遭到国民党军重兵阻拦。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形势危急。

红十六师决定趁夜色强渡修水河。但渡河过程变成一场惨烈牺牲。在敌军密集火力下，很多战士倒在冰冷的河水中。尽管部分官兵游到对岸脱险，但伤亡很是惨重。

徐彦刚带着这支受损严重的队伍在赣北山区转战。这次突围失败，红十六师主力再次损失过半，陷入第二次低谷，但山区群众的心依然向着红军。不久之后，徐彦刚在永修县一处山村养伤时，被谋财害命的歹徒杀害。

时间来到1937年，这是三年游击战争中最黑暗的时期。敌军除了军事上反复“清剿”，还在各处设立“招抚公署”，用各种方式劝降。长期在深山中与世隔绝的艰苦，开始消磨一些人的意志。这个时期，精神上的考验有时比枪林弹雨更加严峻。

1937年1月，在湖北通城与崇阳交界的大山里，红十六师内部发生激烈讨论。时任师长方步舟主张集中兵力打出去，而傅秋涛则认为应继续分散打游击，双方为此争执不下。当时傅秋涛作为湘鄂赣省委代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是方步舟的直接上级。他随后在省委会议上对方步舟进行了批评、撤职决定。导致了两人关系的破裂。

几天后，方步舟做出了改变很多人命运的决定。他竟带着妻子、警卫等十几个人趁着夜色下山，向山下的国民党驻军投降。他的这次变节给红十六师带来严重打击，红军的活动规律、隐蔽地点、人员关系全部暴露。国民党军立刻让他带路，直扑红军常驻山区。紧接着，新任师长冯育云也动摇后叛变。

内部接连出事，敌军步步紧逼，省委机关和剩余部队的活动范围被压缩到极限，红十六师经常一天转移多个地点，焦虑和迷茫的气氛在队伍中迅速蔓延。

面对士气低落的队伍，省委代书记兼军区政委傅秋涛和军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挺身而出。在方步舟变节后，傅秋涛把剩下的主要干部和战斗骨干召集到湖北通山一处叫徐家洞的山坳里开会。

当时会场气氛沉重。身材高大的傅秋涛站在一块石头上，声音不高却字字有力。他说，现在我们很难，难到了极点。但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如果我们退缩，那些送粮送信、甚至不惜生命的乡亲怎么办？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他们的血就白流了吗？

他停顿片刻，语气更加坚定：就算打到只剩最后一个人、一条枪，湘鄂赣的党组织也不能散，这面红旗绝不能倒！钟期光紧接着逐个与干部谈心，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

随后部队被重新整编，组成若干精悍的游击小队，像泉水一样渗进茫茫大山中。正是这种绝不低头的精神，把一支站在悬崖边的队伍硬生生拉了回来。

红十六师坚持在南方山林间打游击的代价是不断失去优秀同志。在残酷的环境中，高级干部牺牲很多。在高咏生、陈寿昌、徐彦刚这些师长政委牺牲后，接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的严图阁因长期征战、积劳成疾后于1936年冬天病逝。

而红十六师参谋长一职，先后由魏平、郭子明担任，两人均相继牺牲。政治部主任林瑞笙、黎申庚也先后牺牲在前线。钟期光后来回忆，最困难时他一人承担多项工作，侦察、筹粮、思想工作都要管，几天几夜不睡觉是常事。

国民党军的战报曾多次宣称已“肃清残匪”，但过不了多久，红军的传单又会在集镇悄悄出现，游击小组的枪声依然在山谷中回响。那点星火，看上去很微弱，却在凛冽寒风中始终燃烧，从未熄灭。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开始谈判合作抗日。这个消息通过各种渠道，历经艰难传入了湘鄂赣深山。

秋天，中央派出的联络员历尽艰辛找到了他们。根据国共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将改编为新四军。这意味着南方红军将从土地革命转向全民抗战。

1938年1月，傅秋涛和钟期光在平江县嘉义镇把坚持下来的游击队员集中起来。此时战士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眼中却透出百炼成钢的坚毅。这支九百多人的队伍被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任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钟期光任团政治处主任。这批历经最残酷考验的骨干力量，告别战斗三年的深山，开赴抗日前线，踏上救国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