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的大门被撬开，晴山堂在火里化成灰，二十多口人死得干干净净，长子徐屺被乱刀砍死。这些都发生在1645年的江阴城，家里的《徐霞客游记》手稿也随着堂屋一起烧掉了。没有人能把家里那帮人想成凶手——他们昨天还像影子一样伏在主人脚边，今天就把人家连骨头一块掏光了。
事发那晚，屋里一片混乱。几个奴仆先把门口的守卫干掉，然后动手搜刮卖身契、钥匙、所有能点着火的东西。有人把家书翻出，像是在找借口；有人在院子里点了两把大火，火势很快窜到堂屋。有人冲进内室，直捣朱弦，逼着家人下跪，要他们承认卖身契为假。不给，就用刀。徐家的奴仆们分成好几拨，有的劫财，有的劫人，有的只顾着报复。到清晨，院子里只剩下焦黑的瓦片和烧焦的床褥。
奇怪吗？也许不那么奇怪。把时间往前拉几个月、几年，能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崇祯自缢的消息传到江南后，原本靠皇权撑着脸的传统秩序，突然松了口。对奴仆来说，那是个信号：原来主子的靠山也会倒。江南的奴仆们在这样的空档里，发现了反抗的机会。地方上并不只有徐家一个案子——江苏、湖北、江西等地同时爆发了类似的事。有人割主人的鼻子，有人烧卖身契，有人公开喊着要把贵贱拉平。
要理解为什么会爆发，得先把明末的“世仆”制度说清楚。所谓世仆，不是短期雇佣的佣人，是那种一签下去子子孙孙都归你管的奴籍。价格也说明了他们的定位：一个世仆在市面上不到二十两银子。相比之下，当时被运到美洲的黑人奴隶换算成白银要二百多两，差距很大。换句话说，江南一个人的命，被法律和市场同时压低了价。
这些世仆的来路有好几条。破产农户交不起税，就把自己和田地一并送进士绅家当奴，宁可当奴仆也不想被官府追税而流离失所。政治清算也把一部分人推入奴籍，朝廷之争输的一方，家属常被剥夺人身自由，变成世仆。还有一种叫“堕民”的法定贱籍，代代不能读书，不能和良民通婚，社会地位被钉死在底层。更难说的是，有法不行的地方，士绅们自有路子规避法律，把奴仆包装成“义子”“家人”，外面看着像一家人，实则生杀全凭一念。
长期下来，怨气堆积成山。主子可以随意罚打、奸淫女仆、夺妻霸田，官府通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方的基本治理靠士绅，士绅又把权力变成了对下层的压榨。这样的人口结构，一旦中央权威崩塌，最脆弱的环节就会撕裂。
这些裂缝在江南各地蔓延出不同形态的组织。金坛那边有人组成所谓“削鼻班”，专门把主人的鼻子割掉当威慑；湖北有“里仁会”，江西那边的起义队伍喊着“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他们做的事模式相似：冲进大户人家，先捣毁卖身契，逼主人签字承认不合理的契约无效；主人若不从，行动就是灭门。城市里巷弄的士绅们大多没遇到过这套，见事儿一到手忙脚乱，很多人要么死要么逃。
徐家事件也一样，是多年的怨恨在一次暴发里得到清算。奴仆们掌握了家里的钥匙，知道银库在哪，知道哪些书能证明当年的不义契约，知道哪扇门死角少。突袭时他们行动果断：先断通信和逃路，再拿主子要凭证。燎原之火里，晴山堂的书稿被当作象征，烧掉，也就是把过去的证据和尊严一并焚毁。
有个反差挺刺眼：这些参与灭门的奴仆，后来不少还上了战场，帮着守城。江阴保卫战里，他们曾协助阎应元固守城池八十一日。先是把阶级敌人宰了，再一起对付外来军队——行动逻辑并不矛盾，只是战场和家仇叠加了。可当清军真正南下时，很多原本恨不得家破人的士绅反过来求清军，拿“剿变”当借口，请满清出马。礼义廉耻与利益面前，选择往往很实际。
满清南下的时候，地方士绅为保命和地位，普遍采取了合作策略。他们帮着筹粮款、提供情报，甚至组织好欢迎的面子工程。清军因此在江南推进更顺利。等到大规模的剿灭结束，很多参与起义的奴仆被当成“暴民”处置。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惨剧里，起义者和普通民众都遭受巨大伤亡。士绅们借助清廷，把被夺走的“家业”夺回，同时也把权力的重新分配交给了新的统治者。
这场连锁反应还有后续影响。康熙、雍正年间，对奴籍和贱民制度的态度出现变化。雍正时代，朝廷明确废除了一些法定的贱籍规定，原本世代不能翻身的人在法律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身份调整。这种变动不是为了纪念什么正义，而是政治和社会力量重新洗牌后的现实选择。
有人会觉得，奴变是正义的爆发；也有人认为，它间接加速了国家的灭亡。事实是，事件既有血与火的直接因果，也有长时间制度性压迫的积累。事情的每一步都可以追溯到法律、市场、社会习俗交织出的结构性问题。这些细节放在一起，就能看到一条从个人家庭的惨案到整个江南秩序崩溃的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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