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四川万县政协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挂号信。
收信人叫段海洲，这老头手抖着拆开信封，看见落款“李聚奎”三个字，当场就崩不住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大家可能觉的奇怪，一个是位高权重的开国上将，一个是窝在小地方的参事，这俩人八竿子打不着啊？
谁能想到，半个世纪前他俩竟然是穿一条裤子的搭档。
更没人敢信，当年就是这个段海洲，在关键时刻把政委李聚奎给“甩”了。
这封信的背后，藏着一个关于“站错队”的残酷真相。
这事儿吧，得从1938年的冀南说起。
那会儿世道乱成了锅粥，谁手里有枪谁就是草头王。
段海洲在河北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跟那些大字不识的土匪头子不一样，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地主少爷，读过大学，还在阎锡山的晋绥军里当过教官，属于那个年代稀缺的“高知军阀”。
抗战一爆发，他在老家拉起了一支四五千人的队伍，这规模，放在哪都是一股狠劲儿。
要知道在那个年月，手里握着几千条枪，那就是最大的“硬通货”。
国民党的张荫梧想吞并他，河北民军的赵云祥想收编他。
尤其是那个赵云祥，之前还扣过段海洲的参谋长，摆明了就是想割韭菜。
就在段海洲左右为难的时候，八路军东进纵队到了冀南。
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那会儿段海洲虽然思想上还有点旧军阀的调调，但他手底下的学生兵多啊，像陈元龙、李松霄这些知识分子，那是铁了心要跟共产党走。
在大家伙的劝说下，段海洲做了这辈子最正确的一个决定：接受八路军改编。
为了表示诚意，徐向前副师长亲自点将，把得力干将李聚奎派去给段海洲当政委。
李聚奎本来是带兵打仗的猛人，让他去干政委这种“绣花活”，心里其实有点犯嘀咕。
但为了统战大局，李聚奎二话没说就上任了。
这一段时期，也就是军史里的“八路军一二九师青年纵队”，段海洲是司令，李聚奎是政委。
两人搭档得还真挺默契，连邓小平来视察的时候，都对段海洲的谈吐竖大拇指。
如果不瞎折腾，照这剧本演下去，1955年授衔名单上，段海洲这名字绝对排在前头。
可是啊，人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在风口上突然想不开。
转折点出在一九三八年冬天。
漳南战役刚打完，段海洲突然说眼疾犯了，要回老家养病。
这一走，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
其实治病是借口，心病才是真的。
段海洲回乡后，被那帮当初反对改编的老部下一通忽悠，再加上他对八路军那种严格的纪律确实有点“水土不服”，竟然鬼迷心窍，跑去投奔了国民党第十军团的石友三。
但这事儿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也是最能看清段海洲为人的地方。
他虽然当了“逃兵”，但没像一般叛徒那样反咬一口。
临走前，他给徐向前、邓小平写了封“请假信”，还专门派人给师部送回了五匹战马和四把手枪。
这操作太耐人寻味了——这分明是觉得亏欠。
他心里清楚八路军是好人，但他那个地主少爷的臭毛病，注定融不进这支纯粹的队伍。
可惜啊，段海洲这步棋是彻底走臭了。
他投奔的那个石友三，是民国著名的“倒戈将军”，后来更是不要脸地勾结日本人当了汉奸。
段海洲虽然糊涂，但在大是大非上还是硬气的，他不愿当汉奸，也不愿调转枪口打八路军。
结果就是在国民党那边也混不下去，从师长干到副军长，最后被派系斗争搞得心灰意冷。
等到解放战争后期，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纵队司令，竟然流落到重庆，甚至传闻开起了理发店谋生。
坊间一直有个段子，说五十年代李聚奎将军去重庆视察，在理发店偶遇了正在给人剃头的段海洲。
这故事听着挺传奇，其实是假的。
李聚奎后来专门辟谣，他当时压根没去重庆。
真正去找过段海洲的，是当时二野参谋长李达将军。
因为段海洲虽然人走了，但他当年带进八路军的那支队伍，绝大多数都没跟他走，而是留下来成了革命骨干。
像后来当新四旅政治部副主任的陈元龙、十团团长的陈子斌，那都是段海洲的旧部。
这就叫“人走了，茶没凉”，共产党人最讲究这个情义。
建国后，段海洲的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因为他虽然脱党，但没欠下血债，解放前夕还在湖北搞过起义，所以被安排在四川万县政协工作。
直到晚年，他写了篇回忆录叫《回忆我青年时代的一段往事》，字里行间全是后悔。
这篇文章几经辗转，最后被李聚奎看见了。
这就是文章开头那一幕的由来。
李聚奎读完老搭档的忏悔，没嘲笑，也没痛骂，而是提笔写了这封信。
对于段海洲来说，这哪是一封信啊，这是来自历史的宽恕。
1990年，恢复联系后的第六年，81岁的段海洲病逝。
那五匹马和四把手枪，成了他这辈子留给历史最后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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