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里的巴蜀旧梦：老照片中的四川记忆|农舍|四川省|巴蜀|成都|粗布|费祎

从抗战后方的场镇喧嚣到空袭阴影下的平民栖身，从晚清的铜钱串到民国的东归木船，一张张跨越近半个世纪的老照片，如同一枚枚时光的邮戳，在巴蜀大地的版图上定格了寻常百姓的烟火、山河城镇的轮廓与特殊年代的印记。

1941年，简阳县龙泉驿镇，作为成渝古道与成渝公路交汇的“旱码头”，龙泉驿是成都东郊的重要交通节点与场镇枢纽。

1933年成渝公路通车后，这里既是周边村民赶场交易的聚集地，也是行商、抗战后方人员与物资中转的歇脚点。街道两侧川式穿斗木构小楼临街设铺，挑夫、赶场村民、过往行商穿梭其间，沿街杂货、小吃摊位鳞次栉比，成为抗战时期基层场镇真实生活的生动缩影。

这张照片是大卫·柯鲁克在1938-1940年间拍摄的，定格了抗战时期成都普通民众躲避日军空袭的窘迫日常。农舍墙体破旧、空间狭窄，挤着妇孺、青年等平民，大家穿着粗布家常衣物，能看出是普通底层家庭；空袭警报响起时，人们往往仓促出逃，只能聚集在就近的简陋场所，毫无防护地等待轰炸结束。

1938年11月起，日军开始空袭作为大后方的成都（至1940年已发生多次大规模轰炸，比如1939年6月11日、1940年7月24日的惨烈轰炸）。当时成都专业防空设施极少，普通平民只能躲进农舍、地窖、城墙缺口等简陋场所避难，这张照片里的斑驳农舍，正是当时民众的“临时防空点”。

1896年，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在四川游历期间拍摄的一张四川普通平民家庭一家三口。

女子用的“背娃兜”在当时四川民间十分普遍，用布帛将孩子固定在背上，既能解放双手，又方便出行，男子背上的大串铜钱，是晚清民间日常货币的携带形式（通常1000文铜钱串成一串），结合两人的粗布素衣，能看出这是当时四川普通的平民家庭。

1946年1月，成都锦江望江楼码头，金陵大学第一批复员南京的人员乘船东去，当时陆路运输紧张，这批人先乘锦江木船到重庆，再转其他交通方式前往南京（全程需十余日）

1937年抗战爆发后，金陵大学从南京西迁成都华西坝，与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组成“华西坝五大学”联合办学，在成都度过了8年艰苦的战时办学时光。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学校于11月成立“迁校委员会”，筹备回迁南京校园的工作。

1941年，美国摄影师卡尔·迈当斯在成都龙泉驿镇（当时属简阳县，今成都龙泉驿区）拍摄的茶馆里的市井生活。

照片里的两个茶客，一个留着山羊胡、戴草帽，正用长烟杆吸烟；另一个是光头老者，拿着盘成圈的烟管，两人凑在一起点烟——这是当时成都茶馆里很常见的“共享烟具”的悠闲场景。茶馆是当地人的“生活中心”：大家在这里喝茶、摆龙门阵、处理琐事，哪怕是抗战时期，也保留着这种慢悠悠的烟火气。

这是1917年秋西德尼·甘博镜头下的成都北门大安门（城楼名涵泽楼），双层飞檐的传统楼阁式城楼稳稳立在砖石城墙上，翘角覆瓦的形制透着明清建筑的规整厚重，城墙拱门洞隐在后方；

楼下石板街巷里人头攒动，民众裹着长衫、短褂往来穿梭，挑担的商贩、提桶的行人混在其中，青瓦屋顶的商铺民居挨在城门旁，堆放的器物衬出这片区域的繁忙。

这是一张清末民初的川东城镇，斑驳的木构门脸依着坡地立着，磨得发亮的石阶向上铺展，门口悬着印字招牌、素色旗帜，灯笼垂在门檐旁，裹着旧时光的温钝质感。

往来的民众裹着粗布长衫、短褂，有人在门口驻足张望，有人踩着石阶步履匆匆，孩童缩在阶边探头探脑，衣衫的褶皱里浸着市井生活的平实。

这是清末拍摄于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的清兵基层护卫，五人身着粗布短褂与长裤，外罩印有身份标识的布质坎肩，或赤足、或穿简易草鞋，站在鹅卵石铺就的街巷旁。

1937年，四川康定老城，老城嵌在雪山峡谷之间，两侧山峦被厚雪裹覆，云雾缠在山腰，清冷壮阔

老城的青瓦民居密密麻麻顺着折多河谷的坡地排布，屋顶积着白雪，一条河流穿城而过，河岸的石砌围墙沾着雪迹，光秃的枝桠零星点缀其间，既显山城聚落依河而建的紧凑布局，又透着雪域边城的静谧清冷。

这是1926年拍摄的成都万里桥（今老南门大桥），画面里是多拱石砌的桥身，规整石块垒筑出宽阔拱洞，尽显古桥的厚重形制；桥下锦江水中，几位身着短褂的劳动者正涉水忙碌，身旁浮着数个大型竹编筐具，一侧还搭着简易木质支架。

万里桥是成都最古老的古桥之一，始建于三国时期（相传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时，费祎感慨“万里之行，始于此桥”，故得名），历经多代修缮，1926年时的桥体已是明清重建的多拱石桥形制，是成都城南跨锦江的核心交通要冲。当时的万里桥周边是成都城南的水陆交汇区域，锦江虽非干线航运河道，却是城内物资短途转运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