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几句话非常熟悉？在2025年2月14日的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王外长用这几句话怒怼美帝之后，它们便成了爱国自媒体们的最爱——沉重的表情、雄浑的音乐，再配上这几句气势惊人的话语，效果瞬间拉满。
其实这四句话出自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是《九阳真经》的心法秘诀。乍一听，用武功秘籍来怒怼美帝十分荒诞。可再仔细一想，内功心法大战西方帝国主义又是那么浑然天成、无比契合。
而金庸笔下的江湖与现实政治，常常只隔一层薄纱。顺着这些文字，我们不妨回望这位作家的身世与家族，那是一段中国文人几百年荣辱的缩影。
中国人崇古，所以每每说到金庸背后的家族，便有人能一杆子追溯到春秋时期，这其实不可信。李世民本是鲜卑人，为了历史渊源还自称老子后代呢。
不过海宁查氏确实是旺族。这个家族自明代起便书声鼎沸，28人中进士，其中查秉彝、查志立、查允元祖孙三代连中进士，在当地被传为盛事；到了清代，查家更加显赫，被誉为“一门十进士，兄弟五翰林”。查慎行、查嗣庭、查嗣瑮三兄弟同列翰林，查慎行与其子同科及第，康熙皇帝亲笔赐“澹远堂”匾额，还赐一幅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然而世道轮转，繁华的背后早已埋下命运的伏笔，盛极一时的老查家也经历过惊涛巨浪。
明朝末年，有位曾官至内阁首辅的学者朱国桢，一生勤于笔耕，晚年撰成一部《史概》，试图为大明王朝留下全景式的历史记录。可世事无常，朱国桢辞世后家道凋敝，后人无力保管这部手稿，只得将其转售给同乡富绅庄廷鑨。
庄廷鑨早年识见不凡，却因病失明。有人说，他想到史家先贤司马迁在刺痛之中写下《史记》，也决意要以残生编史，以文字传心。朱国桢的原稿止于万历年间，未及天启与崇祯之世，庄廷鑨便延揽江南诸名士，补写两朝史事，对全稿重新编订。
由于所书为已亡之明，这部史书自然沿用明制与年号，书中更称努尔哈赤为“奴酋”。这在当时看来无甚异议，却在易代之后埋下祸根。书稿甫一付梓，庄廷鑨便病逝。其父庄允诚见子志未酬，心生怜悯，遂将全书刊印问世，题名《明史辑略》。
顺治十八年，归安知县吴之荣上告朝廷检举此书。后来事情越闹越大，终成清初第一大文字狱案。庄廷鑨的父亲庄允诚死在狱中，庄廷鑨本人被开棺焚骨，刻印此书的工人、书店老板、庄廷鑨的弟弟等人全部死罪。此案受牵连者达千余人，其中70余人被杀，14人凌迟处死。金庸的先祖查继佐也卷入此案，不过后来免罪获救。
关于庄廷鑨一案，后世众说纷纭。有研究者推测，查继佐并非无辜卷入，而可能正是最早将此书上奏官府的检举人之一。但也有人认为，这种猜测缺乏确凿证据，更多源于推测与揣度。
金庸似乎并不认同这种说法。或许为了为先祖正名，他在《鹿鼎记》中重写了这场文字狱。小说里，查继佐成了被权力所误伤的文士——坚守信念、直陈史实的爱国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等同列为反抗压迫的知识者群像。金庸借虚构为祖先申辩，也借史事写尽文人命运的悲壮。
到了清代的雍正四年（1726年）秋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朝野，被后人称作“查嗣庭科场案”，是清代第二大文字狱，也标志着雍正帝治下言路的彻底收紧。
查嗣庭出身海宁名门，是查慎行的亲弟弟。康熙四十五年中进士后，官至翰林院编修，屡受重臣隆科多与蔡珽举荐，后兼任礼部侍郎，仕途颇为得意。雍正登基后，他被任命为江西乡试的正考官。
据传他在试卷中以“维民所止”为题，有人曲解为“取‘雍正’二字，去其首尾”，暗喻“除雍正而民安”，于是罪名随之而来。但后来学者查证，此说纯属民间讹传。查嗣庭的考题实则出自《论语》《孟子》《易经》《诗经》等，经义明正，不含影射。
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讲为人处世应公正不偏；又有一题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意谓道路因人行而成，不行则废；另有两道引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与“百室盈止，妇子宁止”，皆取义正当明朗，无半点讥刺之意。
然而雍正帝心怀疑惧，将这些题目前后拼连，见“正”“止”二字连缀，竟认定其中暗藏不臣之心——更指“正”字含有“一止”之象。内侍又搜得查嗣庭平日笔记文字四十二条，被诬为“逆词”。至此，案件再无转圜之地。
查嗣庭被捕后死于牢狱，尸体惨遭戮首。其子同被处决，兄查嗣瑮年逾八十仍被发配三千里外，途中不久去世；查慎行一家则得以“从宽免罪”。曾经的“江南书香门第”，从此元气尽损，只余满地灰烬与冷风。
不过百足之虫，断而不蹶。一直到晚清，查氏仍然是当地大族。金庸祖父查文清，字沛思，是光绪年间进士，后任丹阳县知县。
1891年，江苏镇江丹阳府发生“丹阳教案”。传说是一个盗贼到当地的天主教堂偷东西时，意外发现洋人挖小孩的眼睛和心肝吃。市民们听闻此事开始焚烧、哄抢教堂。事后，无锡、江阴等地的民众也开始打砸抢当地教堂。
案发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急电镇江知府王仁堪、丹阳知县查文清查办此案，要求他们将闹事的两个民众首领斩首示众。
但查文清却偷偷将这二人释放，并称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涌而上，并没有什么为首之人……查文清因此案被革职。
金庸在小说《连城诀》的后记中记述了此事，其中满溢着对祖父的孺慕之思。因为站在民众一边而不是站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一边，查文清成为近代史上有名的爱国主义者。
而金庸的父亲查树勋（查枢卿、查懋忠），1897年出生在浙江海宁，是查文清的第三子。他出生时因父亲被免官，查家已经开始衰败。不过此时查氏家族仍有田地三千亩，佃农过百，家中还经营钱庄、米行等生意。
生于新旧交替的年代，出身于书香门第，查树勋自幼便接受了严格而全面的教育。无论家教还是学识，他都兼具传统士人的根底与近代知识分子的开阔。二十二岁时，他毕业于著名的教会学府震旦大学。这所大学堪称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驱，是第一批开设研究生课程并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学校。后来在1949年后，它被并入复旦、交通、同济等院校，至此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符号。
1914年，查树勋与硖石名门女子徐䘵成婚。婚后二人琴瑟和谐，育有五子二女：良铿、良镛、良浩、良栋、良钰，以及良琇、良璇。其中的次子查良镛，便是日后以“金庸”为笔名，写出半部华文文学史的那个人。
徐䘵出身显赫，是诗人徐志摩父亲的堂妹，温婉聪慧，才情并茂。可惜天不假年，1937年她早逝。查树勋随后续娶顾秀英——顾氏原是母亲身边的侍女，婚后勤俭持家，又为他添下四子二女。
在地方士绅式微的民国社会，查树勋仍是那种典型的“乡坤”。他通晓政事、乐于教育，兼具仁心与威望。地方大小事务，乡人常以他为主心骨。他创办龙头阁小学，贫富皆可就读，乡间的孩子因此走出了稻田与河埠。除了经营家族的钱庄与米行外，他还负责打理查家“义庄”的事务——那是一种以家族力量设立的公共慈善基金，用以赡养孤寡、抚恤宗亲、兴办学堂，也维系着查氏百年的家族传统。
在有关查树勋的资料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当时附近村镇有一个穷秀才叫杨良丰，他的儿子杨德举考上了震旦大学。杨良丰太过激动，发病过世。因为家里太穷，甚至拿不出钱购买棺材。
查树勋听说这事后，带着管家亲自前往，给杨秀才置办棺木，又从查氏的田地里划出一块地安葬杨秀才，之后更是资助了杨德举的全部学费。
杨德举毕业后曾在南京银行任职，后来又任四川凉州行署专员。
金庸就是在这样一个富裕、开放的家庭中长大的。传说有一年圣诞节，查树勋送给金庸的礼物是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这本书讲了一个吝啬鬼的故事，圣诞夜这天，吝啬鬼被三个精灵造访。精灵们唤醒了他人性中同情、仁慈的一面，并让他开始意识到施与的快乐。这本书对金庸后来的人生影响很大。
不仅父亲，金庸的两位伯父都学有所成——一个是前清秀才，一个毕业于北大国文系。姑姑也是女中豪杰。金庸的小姑查玉芳喜欢舞剑，自称寒梅女侠。查树勋曾认为儿子过于迷恋阅读，担心他的身体健康，就让金庸跟着姑姑查玉芳学习剑术。有这样的家学渊源，不难想象对金庸日后创作的影响。
直到……1950年，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开始。
查树勋一向温厚谦恭，行事仁善，乡里对他无不敬重。若按照常理，这样的人本不该成为目标。可风暴汹涌而至，其真正指向早已超出“反土匪”“惩恶霸”的范围。眼中无军队、心中仍有乡约的民间士绅，被视为旧秩序的残余力量——必须连根拔除的“潜在敌人”。
于是举报接踵而来，有人指控他窝藏枪支、勾结土匪、抗粮拒征，甚至“图谋害干”。这些罪名看似严重，却漏洞百出。所谓“抗粮”，不过是被官方重新演绎的旧事：1949年之前，灾情频仍，国民政府催征不止，当地的地下党组织曾组织“抗粮会”鼓动农民拒交租谷。查树勋是地主，自然被列入抗粮名单。等到新政权征收公粮时，多数田产已分给佃户，他既无存粮，也无权力，义庄年年收成有限，却被指“典型抗粮”。至于“藏枪”“通匪”，更是空穴来风。
1951年春天，结局到来得悄然又决绝。那一天，查树勋被以“不法地主罪”定案，押赴刑场。令人唏嘘的是，行刑地点正是他亲手创建的龙头阁小学——昔日孩子们晨读的操场，如今成了枪声回荡的地方。
查树勋被处死之后，他的妻子顾秀英才得到消息。妻子儿女将他的遗体拉回家连夜掩埋，因为惧怕报复甚至没有留坟头。
此时金庸正在香港《大公报》做记者，后来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称自己连哭三天三夜，大半年的时间都无法从悲痛中走出。
值得玩味的是，金庸在自传体散文《月云》中这样写道：“但他没有痛恨，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
这大概是因为年轻时的金庸立志投身国家事务。1944年，他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后转入上海东吴大学学习国际法。1949年，香港两家航空公司起义，引发两岸摩擦，他执笔撰文，从国际法角度为中国辩护。
此文被法学家梅汝璈赏识，遂致信周恩来，建议将金庸招入麾下。周恩来同意后，金庸辞去《大公报》职务，毅然赴京。然而抵京不久，他被婉告因家庭出身问题，暂难进入外交系统，金庸只得返回香港。
如今回头再看，命运自有其安排——没能进入新中国外交系统反倒让金庸躲过了后来发生的无数次、严酷的运动，也成就了一个文学世界的诞生。
有很多人认为，金庸的小说总在“找爸爸”——杨过在找爸爸，萧峰在找爸爸，虚竹在找爸爸，段誉也在找爸爸……这是金庸一直在寻找枉死的父亲查树勋。
但如果深入研究金庸的作品就会发现，所谓“父亲”的含义远比这更丰富、更意味深长——金庸作品的底色是爱国、爱中华文化。因此萧峰悲剧源头的是“华夷”的身份；因此郭靖并不热爱收留他、养育他长大的蒙古，而是爱大宋。
金庸作品中，蒙古、契丹、鲜卑、女真、党项、吐蕃等纷纷登场，在与中原文化的对抗、联合中最终归于大一统。
也就是说——父亲不仅是父亲，还是中国。金庸通过自己的小说书写了华人的“文化认同”，将所有人紧密统一在“大中华文化圈”中。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会如此受政府推崇的原因。
然而，当“父亲”上升为“国家”的象征，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当“爱国”变成一种超越个体的信仰时，它是否也可能成了另一种束缚？关于这一点，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做了更完整的思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戳这里阅读
也正因如此，查先生早期的作品在结构上多少显得略为生涩，人物命运与情节推进都有日更连载式的急促感。许多桥段仍保留着时代武侠的套路模版，但他真正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结构的缜密，而在于群像的掌控。他最擅长调度众多人物于同一场景之中，让对话与冲突自然推动剧情。像《天龙八部》中少室山大会那一场，人物登场繁复却条理分明，气氛层层递进，性格各显锋芒，可见其驾驭宏大局面的笔力之深。
到《鹿鼎记》时，查先生终于神功大成，让这部作品超越了武打小说的局限性——让一个出身妓院、社会最底层小混混成为中国历史的话事人。这种既是虚构又基于现实、既讽刺又通达的调调，让《鹿鼎记》充满独特的魅力。
五百年的家声起伏，终化作笔下的一纸江湖。查氏家族史就是半部中国史，它折射出中国几百年来知识阶层与权力的博弈，也解释了为何金庸笔下的“侠”始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撕扯。
江南烟雨，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江湖的快意、王朝的覆灭、忠与义的冲突，其实都源自他对父辈命运的叩问——什么是真正的“为国为民”？有人以文字守望，有人以侠义自赎。盛世也好，乱世也罢，那些在黑暗中仍不放下良知的身影，才是华夏最深的底色。
当清风又拂山冈，明月再照大江，愿我们仍记得：真正的“为国为民”，不是跪着的忠诚，而是仰望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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