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正月，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还挂着红灯笼，翰林院侍讲曾国藩的书房里却差点掀了桌子。
客人气得满脸通红，指着曾国藩的鼻子一顿臭骂，最后拂袖而去，发誓这辈子再也不来往了。
这位暴走的客人不是外人，正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兼前辈汤鹏。
让他破防的原因简直离谱——他在曾国藩的砚台底下，发现了一副刚写好的挽联，而那个“死者”，竟然就是此刻活蹦乱跳坐在他对面的汤鹏自己。
这事儿在当时的京城圈子里瞬间传开了，简直是年度最奇葩新闻。
谁能想到，后来那位一脸严肃、讲究“慎独”的理学宗师曾国藩，年轻时候是个不折不扣的“挽联狂魔”。
这人为了磨练写对联的技术，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身边的亲戚朋友死光了或者不够写了，他就搞“生挽”，也就是给活人提前写悼词。
虽然这事儿做的是真不地道，甚至有点触霉头，但邪门的是，汤鹏在绝交的第二年真的意外中毒死了。
曾国藩含泪补完了那副挽联，这结局准得让人发毛，也让曾国藩的笔头功夫多了一层神秘色彩。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切面：我们提起湘军，脑子里蹦出来的词儿通常是“结硬寨、打呆仗”，或者是平定太平天国的杀伐决断。
但如果剥掉那层厚厚的铁甲，你会发现这支军队的内核，简直就是一个“流动文学院”。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这“中兴四大名臣”，不仅是能砍人的统帅，更是一群被战火耽误的顶级文学家。
特别是楹联这一项，这四个人凑一桌，基本就是晚清的最高水准。
曾国藩写对联，走的是“深情与哲理”的路子。
大家看他的家书觉得这人古板，其实他是个极重感情的人。
他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时候，乳母病逝了。
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年代，一个佣人的死通常连个水花都没有，但曾国藩却破天荒地为她写了一副挽联：“一饭尚铭恩，况保抱提携，只少怀胎十月；千金难报德，论人情物理，也应泣血三年。”
这哪里是在写仆人，分明是在哭半个母亲。
他把韩信“一饭千金”的典故拆得天衣无缝，字里行间那种真挚，几百年后读起来还让人鼻子发酸。
更有趣的是，这位道学家年轻时也没少去风月场所（这可是他日记里自我检讨的实锤），还给京城名妓春燕写过对联。
后来人去楼空，他心里空落落的，写下了“未免有情，对酒绿灯红，一别竟伤春去也；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何时重见燕归来”。
巧妙嵌入名字，又化用古诗，这种“铁汉柔情”的B面，才是曾国藩最真实的人格魅力。
当然了，他后来更多的是写那种“打脱牙和血吞”的修身联，比如那句劝部下别搞黄袍加身的“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仅仅十四个字，就化解了一场可能掉脑袋的政治危机。
如果说曾国藩是“内敛的宗师”，那左宗棠就是“狂傲的剑客”。
左宗棠这辈子最不服的就是曾国藩，两人的性格差异在文字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25岁那年，左宗棠会试落榜，憋着一肚子火气回了长沙，提笔就在书房写下那副传颂至今的狂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这相当于一个还没工作的大学生，直接在朋友圈发誓要接管世界，而且这种狂气，真的伴随了他一辈子。
真正让左宗棠在楹联界“封神”的一战，发生在1850年。
那年冬天，民族英雄林则徐在赴任途中病逝。
这个消息对于曾、左、胡三人来说都是巨震，但反应截然不同。
曾国藩当时正丁忧在家，虽然敬仰但没啥交集，没说话；胡林翼是林则徐的晚辈兼门生，哭得稀里哗啦写了挽联，但也就是中规中矩；唯独左宗棠，他在听说消息的当晚，想起了半年前与林则徐在湘江舟中的彻夜长谈，挥笔写下了晚清挽联的巅峰之作。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沉。”
这副对联厉害在哪里？
它不仅仅是哭一个人，而是在评判一个时代。
上联那是替林则徐骂人，骂那些构陷忠良的小人，定性准得吓人；下联则是替苍生哭泣，将林则徐比作长城和时雨。
“八千里路大星沉”这七个字，那种苍凉、沉痛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忧虑，读来让人头皮发麻。
后世学者公认，仅凭这一副联，左宗棠就有资格坐上晚清“楹联圣手”的第一把交椅。
连一向看他不顺眼的曾国藩，后来读到左宗棠的文章，也不得不服气地对弟弟说：这家伙的文章，“愈读愈妙，有雄深恢弘之气”。
说到胡林翼，这位被称为“湘军胶水”的润帅，虽然英年早逝，留下的作品不多，但他的文字和他的人一样，透着一股通透和精明。
他曾送给曾国藩一副对联：“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这十个字，基本上概括了湘军治军和晚清政治的全部精髓，至今仍被很多管理者奉为圭臬。
而“湘军画隐”彭玉麟则是另一个极端，他不要官、不要钱，一生画梅花，他的对联多是题写在名山大川。
比如在杭州西湖写的“两岸凉生菰叶雨，一亭香透藕花风”，清丽脱俗，完全看不出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水师提督所写。
彭玉麟的文字里，藏着湘军这群屠夫心中最柔软的山水梦。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自秦汉以来，从未有一支军队的主帅层，像湘军这样由如此高密度的纯文人组成。
他们白天骑马挥刀，晚上挑灯研墨。
那些留在门柱、书房、墓碑上的楹联，不仅仅是文字游戏，更是他们在那个礼崩乐坏、山河破碎的时代里，试图重建精神秩序的一种努力。
若是真要给这四位排个座次，在楹联艺术上，左宗棠以气势和才情当属第一，曾国藩以深厚功底屈居第二，彭玉麟胜在艺术意境，胡林翼则胜在人生智慧。
但这排名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这些发黄的纸页和墨迹，我们不再只是看到教科书里那些冷冰冰的名字，而是看到了一群有血有肉、会哭会笑、既能提刀砍人又能提笔赋诗的“猛人”。
这种文人风骨与武将铁血的奇妙混合，或许才是那个时代最迷人也最令人唏嘘的绝响。
一八九零年三月，七十五岁的彭玉麟在衡阳退省庵病逝，至此，湘军中兴四大名臣，全部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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