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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和左宗棠绝对是湖南的顶级双子星。两人不仅是老乡，还是只差一岁的同龄人。
在太平天国以后，这俩人来到了同一个战壕。
左宗棠出山做了幕僚，曾国藩回乡拉起了湘军队伍。
在湘军早期的“初创阶段”，这两人可以说是双向奔赴，互为伯乐，配合得相当默契。
曾左蜜月期
曾国藩之所以能顺利办起团练、最终拉出湘军，背后其实少不了左宗棠这个关键推手。
当年左宗棠先进入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府当幕僚，正赶上朝廷放开口子，允许地方自行组织团练，并由巡抚向上推荐合适人选。
左宗棠很快就点名曾国藩，理由也很实在：资历够、名望稳，又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对地方情况门儿清，怎么看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张亮基本就是外调官员，对湖南并不熟，又十分倚重左宗棠的判断，于是照单全收，直接上奏朝廷推荐曾国藩。
奏折批下来后，朝廷这才正式下旨让曾国藩出面办团练。
不过圣旨到了曾国藩手里，他却一度打起了退堂鼓，并不想轻易出山。
左宗棠见状也着急，但他很清楚自己亲自去劝分量可能还不够，于是干脆请郭嵩焘出面。
郭嵩焘和曾国藩私交更深，说话更有用，再加上还做通了曾国藩父亲的工作，几路“组合拳”打下来，终于把曾国藩说动，正式下场办团练。
可以说，湘军能从无到有，左宗棠这个幕后操盘手功不可没。
而且左宗棠给曾国藩的帮助并不是“推荐”这么简单。
在团练刚起步的阶段，他又说服张亮基，把罗泽南的湘勇、江忠源的楚勇以及各地零散团练集中到长沙，统一交给曾国藩训练，这批人后来成了湘军最早、最硬的班底。
就连湘军早期的猛将塔齐布，也是左宗棠亲自帮曾国藩物色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湘军诞生的起点上，左宗棠确实算得上是曾国藩的伯乐。
但有意思的是，等左宗棠后来走出湖南幕府真正踏入仕途，角色又反了过来，这次成了曾国藩当他的伯乐。
左宗棠因为樊燮案被迫离开幕府，那段时间处境相当尴尬，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等人都曾出手相救。
案子结束后，左宗棠一度心灰意冷，而曾国藩却一直在暗中替他寻找机会。
后来江南大营二次失守，清廷急缺能打的将领，潘祖荫向咸丰推荐了左宗棠，咸丰又专门征询曾国藩的意见。
曾国藩顺势替左宗棠要了一个四品京堂候补的官职。
要知道左宗棠只是举人出身，没有进士功名，一出道就是四品，这在当时几乎是“直升机待遇”。
咸丰原本打算让左宗棠在曾国藩军中效力，但曾国藩判断左宗棠是能独当一面的将帅型人才，干脆上奏请他另立新军，创办楚军。
结果事实证明这步棋下对了，左宗棠率楚军连战连捷，重创太平军，随后又被曾国藩保举为浙江巡抚，从此一路开挂，战功和仕途双双起飞。
所以左宗棠能真正站上历史舞台，曾国藩同样是绕不开的关键人物。
在湘军前期，这两个人彼此欣赏，配合默契，算得上关系最好的阶段。
只是两人性格不合，摩擦也没少过，好在每次闹翻总有人出面打圆场，比如胡林翼、郭嵩焘，最后还能各退一步，继续合作。
但等湘军攻克金陵之后，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关系彻底破裂，从此分道扬镳，直到曾国藩去世，这段关系都再也没能修复。
曾左绝交
曾国藩和左宗棠第一次真正翻脸发生在曾国藩人生最灰暗的阶段，原因是左宗棠写信把他狠狠骂了一通。
曾国藩一生起起落落，他的“至暗时刻”是在1857年。
那一年，他在九江吃了败仗，湘军被打散，只能带着残部退到江西，一困就是两年。
由于朝廷始终不给他督抚实权，湘军的军饷全靠江西地方官场接济。
而江西官员对他明显不待见，各种推诿扯皮，曾国藩大概八成精力都耗在和地方官“拉扯”上，仗没法好好打，人也快被磨没了。
偏偏这时候，咸丰皇帝还在一旁冷嘲热讽，明里暗里给他难堪。
前线受挫、后方掣肘、皇帝不信任，三重压力同时让曾国藩很不开心。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1857年2月，他父亲去世了，曾国藩干脆直接丢下军务回家奔丧。
按清朝制度，统兵大员擅离职守是要重罚的。曾国藩这一走，一半是孝心难忍，一半其实也是在用行动抗议自己在江西受到的不公待遇。
他没等朝廷批假就走了，咸丰原本想处罚他，最后在骆秉章、胡林翼等人联名说情下才没有追究，还补批了三个月假期。
但这次“网开一面”，已经是咸丰对曾国藩的最后容忍，换掉他的想法实际上已经摆上了台面。
丁忧期间，曾国藩判断湘军离不开自己，觉得咸丰迟早会让他“夺情出山”，于是干脆拿这个当筹码向朝廷讨价还价，要求给督抚实权，不然就老老实实在家守制三年。
结果咸丰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直接批准他守制三年，相当于把他的职务一并撤了，湘军也顺手收回。
那段时间，曾国藩的情绪已经低到不能再低，胡林翼等人纷纷写信安慰他。
唯独左宗棠写信骂他，说他丢下湘军负气出走，是置天下大义于不顾。
更狠的是，左宗棠搬出儒家经义指责曾国藩“既不义，又非礼”。
在左宗棠看来，父母去世当然要守孝，但身负战事这种大局理应“夺情”，曾国藩未经朝廷许可就放弃军队回家奔丧属于原则性错误。
这话正好踩在曾国藩的雷区上。骂他能力不行，他未必翻脸；可骂他不合儒家礼数，等于直接否定他一辈子坚守的精神底线。
曾国藩当场暴怒，决定彻底不理左宗棠，连回信都懒得回。
左宗棠这边没收到回信，又给曾国荃写信，把那套说辞原封不动再说了一遍，曾国藩知道后更生气了。
后来左宗棠才从旁人那里听说曾国藩在生气，结果他又给胡林翼写了一封信，语气依旧强硬，说什么“我不过批评了他几句，他就赌气不理人，可见气量狭小，也听不得逆耳忠言”，还顺带贬低了曾国藩的能力，意思是先晾着他，等天下太平再说。
客观说，左宗棠早年就是典型的“狂生”，才气横溢，但情商基本不在线，说话做事从不拐弯抹角，也正因为这样，四十岁之前一直怀才不遇。
后来进了湖南巡抚衙门，遇到张亮基、骆秉章这种心胸宽广的上司才算有了发挥空间。
左宗棠真正变得世故通达，其实是四十岁以后的事，但对曾国藩，他明显给自己加了“更高标准”，说话就显得格外冲，有点不管不顾。
后人分析这段关系时，常提到一个词——“瑜亮情结”。
左宗棠自比诸葛亮，甚至自称“今亮”，可现实里，曾国藩以二品在籍侍郎的身份起兵，掌握重兵，反倒更像清朝的“诸葛亮”。
在左宗棠心里，总有一种“这事要是我来干，肯定能干得更好”的不服气，再加上没考中进士这个心结，一直没彻底放下，面对曾国藩时，多少带点别扭甚至较劲。
不过这一次的决裂并没有持续太久。曾国藩复出之后，对官场的进退分寸看得更清楚了，他主动释放缓和信号，先让曾国荃居中传话，随后还亲自到长沙登门拜访，给足了台阶。
两人的关系很快回温，之后虽然观点分歧不断，但都没再闹到撕破脸。
真正的彻底翻脸，要等到天京攻克之后，因为幼天王洪天贵福出逃一案，曾国藩和左宗棠才算真正绝交头。
幼天王出逃
湘军攻破天京时，由于没能当场抓住幼天王洪天贵福，这事儿很要命。
洪天贵福虽然不是起兵造反的始作俑者，但当时还有十几万太平军在各地死扛，这些部队本来已经群龙无首，一旦让他们找到幼天王这个“合法继承人”，立刻就能重新竖旗号、续命反扑。
问题是，湘军这时候对幼天王的下落完全没谱，曾国荃自己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审讯抓到的太平军将领口径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说城破当夜，幼西王、幼南王、定王、璋王等人趁夜突围，被追到湖熟桥附近全部击杀；
也有人说幼天王干脆在宫里堆满木柴，引火自焚。各种说法都有，但就是既没活人，也没尸体，谁都实锤不了。
可天京既然已经攻下，曾国藩必须立刻上奏朝廷汇报战果，幼天王有没有抓到属于绝对绕不过去的核心问题。
他等了曾国荃好几天，始终没有准信，也不能一直拖着不报。于是，在城破一周后，曾国藩上了奏折，说城破之后，幼天王举火自焚。
这句话说白了就是在赌。要是如实写“下落不明”，那湘军这场仗就谈不上“歼灭首恶”。
洪秀全已死，洪天贵福已经登基，首脑没抓到，功劳至少要打对折，封王基本别想，能不能封侯都悬。
曾国藩之所以敢这么写，是因为他判断幼天王大概率已经死了，就算没死，只要湘军继续搜捕，抓回来的概率也不小。
只要后面把人找到，前面的说法就能顺利糊过去。
但偏偏曾国藩这把赌运不太行。洪天贵福不仅没死，还成功跑出了南京周边的搜索圈，在刘庆汉、吉庆元的护送下一路逃到了皖南广德。
更糟的是，有人直接向朝廷举报，说发现了幼天王的行踪。这一下，曾国藩被拆穿了。
而这个举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左宗棠。
左宗棠从逃难百姓口中得知幼天王已到广德，立刻上奏朝廷。
朝廷得知后，直接下旨痛批曾国藩，要求他严查围堵不力的将领。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很生气，天京打下来这么大的功劳，朝廷不赏也就算了，现在反过来还要追责。
而他此时正准备裁撤湘军，军饷长期拖欠，本就人心浮动，好不容易靠一堆虚衔、功牌稳住局面，现在连这些“精神奖励”都可能被收回，稍有不慎，军队就可能出乱子。
于是，曾国藩硬气了一回。
他在奏折里把朝廷的指责顶了回去，说金陵城破之时，太平军从多个缺口溃逃，湘军已经巷战多日，兵力有限，根本不可能完全封死，这仗打得无可指责，不能处罚将士。
他还强调，金陵有十三道城门，每一道都有人突围，能抓到李秀成已经算运气好，就算抓不到，也不能因此怪罪前线官兵。
顶完朝廷，曾国藩在奏折里顺手回击了左宗棠。
他提到左宗棠攻下杭州时，汪海洋、陈炳文率十几万人成功突围，朝廷当时也没追责，自己这边才跑了几百人，又凭什么要背锅？
这道奏折很快被转给了左宗棠。左宗棠看完回击了曾国藩，说自己当年杭州失守，有敌人逃脱，都是如实上报；
而曾国藩放跑幼天王，却坚持不认账，问题不只是失察，更是欺瞒朝廷。
至此，两人算是彻底撕破脸，打起了一场震动朝野的“奏折大战”。
你来我往，多次互参，朝中大臣一边围观，一边吃瓜。
这里面最开心的其实是朝廷，湘军一家独大本就让朝廷不安，现在湘军内部翻脸，正好拿来制衡。
不久之后，幼天王在江西被席宝田抓获。
江西正好是沈葆桢的地盘，沈葆桢立刻上奏报捷，同时也加入了对曾国藩的参劾。
他在奏折里说，如果幼天王成功投奔汪海洋，太平军就会重新有主心骨，战乱何时结束都不好说；
就算幼天王已经死了，只要没有尸体，残部就能对外宣称“天王未亡”，继续凝聚人心。
因此，必须公开押送幼天王进京，把消息昭告天下，彻底断绝后患。
沈葆桢和左宗棠这一唱一和，把曾国藩逼得相当狼狈。
也正是从这之后，曾国藩与左宗棠、沈葆桢之间才真正走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
绝交真相
表面看，曾国藩和左宗棠的绝交是从左宗棠“揭发”幼天王开始，一步步升级，最后闹到彻底翻脸，整个过程似乎顺理成章。
但如果把一些细节连起来看，很难不让人怀疑，这场绝交背后，可能另有一层操作。
先看一件很不寻常的事。
曾国藩裁军时，把原本归自己直接管辖的四万湘军整体划拨到了左宗棠名下。
当时左宗棠已经是闽浙总督，这等于把兵权直接交了出去。
紧接着，曾国藩又把驻扎在江西的三万湘军交给沈葆桢，自己和这支部队彻底切割。
问题在于，这个时候，曾国藩和左宗棠、沈葆桢都处在交恶状态，而且是“天下皆知”的那种。
正常逻辑下，关系闹到这种程度，怎么可能放心把七万精锐交到对方手里？
但结果恰恰相反。朝廷本来的目的是削弱曾国藩。
可这两支湘军一旦挂到左宗棠和沈葆桢名下，就不再算曾国藩的直属力量，朝廷反而不好再下手。
最终的结果是湘军主力被完整保留下来。
换句话说，曾国藩是借左宗棠和沈葆桢之手，保住了七万湘军。
再看两人真正“翻脸”之后的细节，就更耐人寻味了。
左宗棠自立门户、带兵出征后，只要涉及重大军务，上奏之前，往往都会先把奏折草稿送给曾国藩看，两人商量定稿后，左宗棠再正式呈递朝廷。
这种默契，显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
幼天王出逃这件事也是如此。左宗棠掌握了幼天王的行踪，并没有第一时间上奏，而是先通知了曾国藩。
问题在于，左宗棠并没有抓到人。
如果人已经在手，那事情反而好办，私下处置、帮曾国藩把谎圆过去，都有空间。
但人没抓到，就意味着迟早会东窗事发。
幼天王一旦被别人发现，或者和太平军残部会合，再次打出旗号，上报朝廷只是时间问题。
既然这件事注定压不住，那与其被别人捅出来，不如由左宗棠来“揭发”。
前提是必须把戏做足——曾国藩和左宗棠彻底翻脸，让朝廷相信湘军内部已经分裂、正在内斗。
这样一来，左宗棠的楚军就安全了，朝廷的警惕反而会下降。
事实也正是如此。幼天王事件之后，左宗棠的楚军被完整保留，随后曾国藩又顺势把四万湘军划给左宗棠，这支部队同样安然无恙。
沈葆桢那边也是同一套路。此前两人因为军饷问题已经公开冲突，朝廷心里有数。
这次再“加码”一轮矛盾，沈葆桢名下的三万湘军也被成功保住。
所以从结果倒推，这场“绝交大戏”更像是一出精心配合的双簧。
目的不是情绪宣泄，而是拆分湘军集团，把力量分散到不同人手里，从而避开朝廷的集中清洗。
而且这并不是纯靠猜。
曾国藩和左宗棠绝交后，曾国藩的门生弟子有时会出面攻击左宗棠，曾国藩反而一再告诫，说自己和左宗棠只是“不同音讯”，彼此并无私怨，外人不要掺和。
更有意思的是，左宗棠和曾国荃的关系始终很好，书信往来频繁。
按常理，幼天王出逃，最该被追责的人其实是曾国荃，可他不仅没有怪左宗棠，反而一直保持密切往来。
后来左宗棠出征陕甘，曾国藩不但把自己麾下最能打的刘松山部直接交给左宗棠，还拼命帮他筹措军饷，这对左宗棠收复陕甘起了决定性作用。
私下谈起左宗棠，曾国藩更是赞不绝口，说他才华绝世、精力过人，西北的事，非左宗棠不可。
曾国藩甚至直言：“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而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送上的挽联也意味深长：“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从这些评价和互动来看，两人之间谈不上仇怨，反而是高度认可。
综合这些线索，把曾国藩和左宗棠的“绝交”理解为一场政治层面的配合反而更能解释得通。
这场戏成功把左宗棠和沈葆桢从曾国藩的湘军体系中拆分出去，也为湘军保留下了相当可观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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