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对西北边疆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
道光十三年（1833年），年仅21岁的左宗棠第一次上京参加会试，写的《燕台杂感》组诗里，早早就提到了新疆设省、开发屯垦这些事儿，显得挺有预见性。在北京，他还特别努力和以研究西北历史出名的徐松交朋友，从他那儿看到不少关于新疆的宝贵资料。
对于左宗棠来说，科举就像是一扇死路一样。
三次会试都没念上榜，左宗棠也就打消了再继续考取功名的念头，转而广泛阅读，那个时期他下了不少功夫，特别是仔细研读关于新疆问题的专著——《西域图志》。
道光时期的陶澍和林则徐，两位重要大臣，成了左宗棠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导师。陶澍欣赏左宗棠的才能，让他这个年轻的平民早早就接触到了关于西域事务的奏章。再次在湘江的船上遇见林则徐时，谈起西域的局势，林则徐那句“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确实给左宗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
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用兵占领了新疆伊犁，那会儿左宗棠正担任陕甘总督，他对沙俄的野心特别敏感。在写信给请假回湘的部下刘锦棠时，左宗棠说：“俄国人在黑龙江以北的地盘儿，都占了，情况一天比一天紧迫，现在又盯上了我们西部边疆，谋划已久，行动也快得出奇，不能等闲视之，得赶紧做好防备。”
两年以后，即同治十二年（1873年），面对新疆不断被蚕吞的局势，左宗棠奋笔疾书，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一份颇有见地的奏章。他认为，沙俄占领伊犁，“恐怕用嘴说也难说得清”，最终还是得靠武力或以武力作保障去收回。
那会儿关外各军的准备情况实在太差，兵力又少又乱，没人打仗就坐着吃饭，指挥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士气低落，根本没有能力去“夺取要地”。
再说，河西走廊，作为进军的通道和前线基地，也早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左宗棠坦率直言，没有回避问题，把那些不利的情况都讲清楚了之后，他又展现出非凡的才能，提出了用武力收复新疆的军事方针：在“兵事”方面，要打破俄国的侵略阴谋，就得先稳固南疆（回部）；要重夺伊犁，就必须先攻占乌鲁木齐；在“饷事”方面，得“另筹实饷”，找出新的饷源，还得在肃州设立粮台。同时，还要节省开销，一统调配，把各军的专门拨款合在一块，按紧急程度，合理安排，照多寡分配。
那时清朝的掌权者，对新疆的境况了解得少得很，连阿古柏入侵的来龙去脉和现状都摸不清；至于沙俄的侵略野心，等到俄军彻底占领了伊犁，他们才一下子惊觉问题有多严重。
可就在左宗棠拼命推动用武力收复新疆的时候，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突然之间就开始了。
自从新疆被蚕食以后，曾国藩一直坚持“暂时放弃关外，集中力量清理关内”。李鸿章则更进一步，提出要停止撤回西北已经出塞和还未出塞的军队，“停撤的军饷，也一律用来加强海防”。
李鸿章的考虑是：新疆紧邻俄国，南面邻近英属印度，“即使想恢复，也断然无法长久守住”，而就中国目前的实力来看，也实在没有办法专注于西域的维护。
因为李鸿章和他的一帮人不停地煽风点火，一时间，“边疆没用论”、“得不划算论”、“出兵必输论”满天飞。
那个时候，左宗棠算是小众观点，但他骨子里挺有骨气。
光绪元年三月初七那天，左宗棠站出来，呈交了《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和《遵旨密陈片》，详细讲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还梳理出了应对的方案。
对于李鸿章那种只有牺牲“塞防”才能加强“海防”的奇怪逻辑，左宗棠明确指出：“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君臣谋议政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所谓并重，不是说搞平均，而是讲究缓急、匮裕之别。
面对那些说新疆“无用”或者“得不偿失”的荒谬说法，左宗棠坚决反驳，强调国家的领土大小不能让人随意侵犯。新疆不是什么“万里穷荒”，绝对不能给任何借口让侵略者去霸占它。
至于李鸿章那些鼓吹“出兵必败”的人，左宗棠的回应可就有点霸气了：“不用管贼军厉不厉害，先问问自己官军到底强不强？”
说完这些大话后，左宗棠立马露出了鹰派的架势，他建议朝廷赶紧换掉前线的将帅，让金顺接替景廉，同时把负责西征粮台、但又“同役而不同心”的袁保恒调走，目的是建立一个团结统一、具有威信、效率高的指挥体系。
用武力收复新疆这场战役，算是左宗棠一生中最为壮志凌云、最为英勇气概的事迹。
可惜的是，后人很少有人去深究，这场豪迈的英雄壮举背后，究竟掺杂了多少心酸和苦楚。而这些，才是真正让左宗棠以及他的部将们令人敬佩、令人叹服的地方。
朝廷一发布命令，个个都忙着替公（左宗棠）捏把汗。
这事儿发生在左宗棠带兵西征的真实境况里。当时，左宗棠遇到的难题，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他身后的那些“同僚”、政敌们，个个都盼着他败败败，把他往死里整，整个历史上打收复失地的战争，恐怕也没见过像左宗棠这么孤立无援的；二是，国家的钱袋子空空如也，财政紧银紧得要命，拿不出足够的军费，再加上军粮缺乏，道路难行，简直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是不小心，死路一条不说，还会陷入险境；第三个难题是，驻扎在新疆的匪首阿古柏，出了名的“凶悍能军”，还和英俄等国有勾结，要面对这样的强大敌人，而且还得千里远征，要是骄傲大意，很容易出乱子，甚至导致彻底败退。
可他虽然遇到这些大难题心里挺难受的，但每到一处，那股坚韧、狠劲儿以及非凡的气质，就像晚清第一人的风采，真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鸿章平时就嘲笑左宗棠手下没有什么精锐部队，说句不地道的话，眼下要出兵新疆，他不仅不想帮忙，反而用尽官场手段，把原本在西北的刘铭传的铭军和宋庆毅的军队都调回内地，目的就是想在兵力方面给左宗棠点儿难题。
对此，左宗棠丝毫没放在心上，倒是有一套自己选将用兵的绝招。
左宗棠在挑将时，非常重视志同道合的人，真正愿意冒险、不贪财。他的西征队伍中，三位总指挥，北路的金顺、南路的张曜以及中路的刘锦棠，都是如此。这点上，曾国藩的湘军将领就比不了，而李鸿章的淮军将领，也觉得有点羞愧。
谈到边疆作战，左宗棠也很懂得识时务，他觉得西征的兵力，“重在精锐，不在数量”，因为“路途遥远，后勤困难，不能靠人多”。
说实在的，对当时的左宗棠来说，士兵的问题就算有人搅局，也算不上太大难题。
其实，真正让人头疼的，还是军饷的事情。
左宗棠带领的西征大军，去年花了差不多八百多万两军费，但朝廷实际能拨到手里的也就五百多万两，这还不过是表面上乐观的说法。自从“海防”问题被提起，李鸿章在背后捣鬼，几省、关口原本从海关关税和各省瓜分的厘金中拨充的西征军饷，突然缩减了一半，只剩下两百多万两左右。
没办法，左宗棠只得顶着朝野上下的议论声，咬紧牙关想办法为西征筹集洋债。那时候，由于西部陕甘一带没洋商驻扎，左宗棠要想借到款，只得请东部的两江帮忙代理一番，好跟上海的洋商洽谈。
那会儿，两江总督是沈葆桢，这人是左宗棠推荐担任船政大臣后才升到这位置的。有这段官场关系在，按理说沈葆桢应该感激左宗棠，遇到左宗棠当务之急的事，帮一把理所当然。
谁都没想到，沈葆桢不仅拒绝了左宗棠让他代理借款的请求，还写了一份措辞特别严厉的奏章，坚决反对左宗棠用借款去西征。
沈葆桢反对的原因是觉得左宗棠借款的利息太高：“现在用一千万，按照台湾制定的八厘利率算，十年后还清，利息差不多得六百万，不会是虚费一年军饷的事吗？”
沈葆桢这样想，显示出他已经不再与左宗棠同窗共患难，而是转向支持李鸿章那边，明显背离了以前的情谊。
老沈掀起了反对风波，惹得议论纷纷，虽说清朝当时已准许借洋款千万两，左宗棠为稳住西征士气，只能自己扛着难处，主动请求把借款额度缩减到四百万两。
慈禧有时候还是挺有远见和胆魄的。看到左宗棠西征既用心又艰难，清廷最终出了一招折中的办法：“既然督战的人把肃清西路当作自己的责任，何必吝惜拨款支持好让他完成大业。恩准户部从洋税收入里拿出四成，划拨银两二百万两，还允许借洋款五百万两，各省也得提前解拨三百万两的西征协饷，凑足一千万两。”
左宗棠一收到这个上谕，忍不住泪水直涌，情不自禁。
军饷一到手，左宗棠信心瞬间飞涨，随即在筹粮、运粮、军需补给这些关键环节上安排得妥妥当当。等一切准备妥当，东风助力之际，左宗棠深思熟虑，拟定了两条决定性战略，准备拿下新疆。
第一：要把新疆收回来，就得先从北边打起，之后再往南推进。
第二：西边打仗，得慢慢来，打得快准狠。
光绪二年（1876年）夏天，西征的部队正式展开行动，目标是收复新疆。左宗棠留在肃州指挥，刘锦棠和金顺各自带兵分路出关，先后展开攻势。
八月，刘锦棠两路大军携手作战，经过激烈争夺攻占了乌鲁木齐外围的重要据点古牧地，阿古柏的帮凶白彦虎见势不妙，丢下乌鲁木齐溜之大吉，刘锦棠的部队毫不费劲就收复了北疆的重镇。
眼见西征大军轻松扫平北疆，左宗棠立马安排了三路出征的部署，金顺留在乌鲁木齐守城，而刘锦棠则负责前线指挥，带领部队向南疆的达坂、托克逊和吐鲁番三座要城发起攻势。
就在达坂—吐鲁番的战役打得挺顺利，西征的大军正准备乘势而上，把整个南疆都拿下来，可没想到，从浙江传出的一桩冤案突然出现，意外地搅乱了左宗棠的安排，差点把西征大业“打折了。”
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恰好揭示了左宗棠西征的真相——大军势不可挡的背后，隐藏着数不清的艰辛和挑战！
左宗棠的西征军饷，虽然说是东拼西凑凑出来的，勉强算是个着落，但实际上远没有表面那么光鲜。当时，西征的军饷大部分都是依靠东南各省供给，结果因为李鸿章势力的阻扰，经常不能按固定额度拨付，也就算了，只有浙江这个省，西征的协饷一直都按时按量交得规范，从不拖沓磨蹭。
这就得看看浙江的情况了，毕竟他们一直被认为是比较有序、守信用的地方。浙江人重视信誉，讲究信誉度高，能按时交款也是为了维护地方形象和稳定。而且，浙江的经济条件还算不差，手头相对宽裕一些，能承担别的省份没法做到的准时供款，所以他们自然愿意积极配合，确保西征军饷顺利到位。
原因其实也就那么回事，那会儿浙江巡抚杨昌浚曾是左宗棠手底下的人，李鸿章那边的势力也插不上手。
话说西征大军打得红火正酣，光绪二年九月，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案子一闹，清廷就让浙江巡抚杨昌浚带着葛品莲的尸棺和所有检验证据一起押送北京。到了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杨昌浚也因为这事儿被革了职。
杨昌浚被革职后，浙江巡抚的官位就换成了李鸿章旗下的淮系大员。这样一来，原本按时足额发放的浙江军饷顿时给断了。
左宗棠要打西征之前，账面上军饷有一千万两，那可壮哉。可等到新疆第二阶段战事结束时，原本该打到位的五百万两借款依然杳无音信。更别提各省的协饷出大问题了，那年协饷一直拖到四月，总共才进账不到三十万两，算下来，每个月才几万两，也真是少得可怜。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笔三千多万两的欠饷压在左宗棠肩头。这可是收复新疆之前，左宗棠在陕甘平乱时，清廷多年拖欠还没发出来的军费。
欠了这么多饷，想必军中已经没有钱了吧，要是不再发军饷，将领们的战意一松，西征的大军肯定会崩盘，收复新疆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还算走运，就在西征的关键时刻，负责替左宗棠筹借款项的胡雪岩，经历了好一番周折，最终成功向汇丰银行借到了五百万两“救命钱”。
胡雪岩为左宗棠借款时，最多被人吐槽的地方就是利息实在太高，几乎算是高利贷了。不过放在当时那个环境来看，也只能说，不管胡雪岩有没有私心谋利的成分，对于西征这场战役来说，他的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没有他的帮助，或许就没有后续的收复南疆的关键胜利。
还有那些誓不贪财、誓死捍卫的西征将领们，个个都拿出了决心，用生命去拼，真是令人敬佩。
那会儿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说新疆回收这事儿，只有左宗棠和他那帮将士肯上阵，也只有他们能赢得这场仗。换成曾国藩的湘军或者李鸿章的淮军，别说打起来难，想赢更是难上加难。
这话，真不是夸张的话。
你瞧瞧那些西征的将领们，最后的归宿，无非就这些，心里就全都清楚了。
左宗棠西征归来，京城那房价高得吓人，他都买不起。后来他也是拼尽全力，直到死才罢休，咱们这儿就先不提他，咱主要说说他手下的那些部将。
西征北路的统帅金顺，后来当了伊犁将军。伊犁将军这一职位，向来都是个大金库，那里历任的人都凭借天高皇帝远的便利，拼了命地搜刮财物，离开时可都是用大车拉着私财举步维艰。不过金顺倒挺特别的，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奉旨进京，途中不幸病逝在肃州。《清史稿》里说：“身后不名一钱，几无以为殓。”
西征南路军的头儿张曜，后来当上了山东巡抚，还干过海军帮办大臣这活儿。他做山东巡抚时，为了给部队打新疆仗欠下的钱找补，特地向德国洋行借了七十四万七千多两白银。这大笔钱一直欠着，等到光绪十七年他病逝，依旧没还上。张曜本人一分钱私货都没有，死得那叫一个不甘心。
史书里说：“张曜为人正直清廉，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管军队、带官员整整四十年，连一尺地儿都没占。人家一走，连最简单的安葬费用都快凑不齐了。将官们围着他看着，眼泪都掉下来，说不出话来。”
西征中路军的统帅刘锦棠，在战后成为了首任新疆巡抚。在新疆工作的时候，他一直想着怎么解决西征时欠下的军饷。可惜那时候通讯、支付、传送这些条件都很落后，结果不少军饷都没能及时到达应得的士兵手里。不过刘锦棠心地善良，并没有私吞这些钱。到光绪十三年的时候，他辞官回乡，去看望祖母，途中把那些银子都用车子运送到了新疆蕃库。
甲午年头，中日开打，清政府下令刘锦棠进京，他带着病一路走，刚到县城时突然中风，身边人赶紧把他抬回家，不久他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一岁。
史书上写着：“等到公去世，家里人打开他的箱子（竹匣子），里面存放的赐物几样，奏折残缺不全，也就这些。回乡后生活简朴，房屋清淡，没有丝毫达官贵人的架势。”
西征军副帅兼营务总管刘典，西征期间驻守兰州。面对军饷供应的严重问题，他率先节约用度，带头示范，为整个军队树立了榜样。整个营务处每个月靠七百两银子勉强维持，直到收复新疆为止。
左宗棠这四位部将，一生都在清贫中度过，临终时全都一样，无力为自己买一副棺材！
可怜乎！
悲壮乎！
感叹乎！
当年西征，收复新疆，正是因为有这份悲壮，才会危难不败，横扫贼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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