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峰
图：晚清爱国外交家何如璋
文章引言：
说实在的，研究中国近代史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
1840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近110年的历史，距离我们今天仿佛就在昨天。
这一个多世纪，可以说是中国5000年历史长河中最屈辱、最憋屈、最让人窒息的一段历史。
尽管历史不可改变，但是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假设仍然是很有意义与价值的一件事。
我常常想，中国近代史真的就只能是史书上记载的这一种结果吗？如果不是，它的转机、或者说它的另一种可能性的拐点又在哪儿呢？
其实，这种拐点不是没有，而是大清政府没有抓住机会，白白地错过了。
机会在哪儿呢？时间窗口又在哪儿？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谈一谈晚清历史上“日本阻贡断藩”这件大事，以及晚清爱国外交家何如璋这个人。
图：晚清光绪帝画像，在位34年(1875年~1908年)
1879年，即大清光绪四年。此时大清的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近十18个年头，国家的实力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难得的“同光中兴”局面。
然而，不幸的是日本这个东方恶邻已经开始了蠢蠢欲动，将罪恶的魔爪伸向了它周边的邻国。
这年的5月，天津直隶总督府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琉球国王尚泰的姐夫向宏德。
他剃头改服，乔装打扮，一路跌跌撞撞撞从福州赶来，只为向李鸿章呈上一封血泪交织的求救信。信中写道：
“今日阻贡，行且废藩，终必亡国。”
向宏德所呈书信，寥寥数语，道尽了琉球在强邻日本步步紧逼下的绝望与无奈。
此次，向宏德的到访并非偶然。
其实，早在1876年底，日本兵已开始阻挠琉球向清朝进贡，试图切断中琉之间延续了数百年的宗藩关系。
琉球国王尚泰心急如焚，秘密派遣向宏德等人乘小船冒险渡海，历经近半年的漂泊才抵达福州。
然而，闽浙总督何璟与福州巡抚丁日昌对此事态度消极，犹豫观望，迟迟没有行幼。事件推延至次年6月才向朝廷奏报，错失了早期干预的良机。
图：晚清名臣丁日昌
与此同时，远在东京的大清驻日首任公使何如璋也察觉到了日本的野心。
他通过琉球史臣马兼才的密报，再传合自己的实地考察，清醒地认识到了日本的狼子野心。
何如璋担忧的是，琉球一旦丢失，日本将可以直接威胁台湾。到时台澎之间恐无宁日，将求一夕之安亦不可得。
为此，他多次向李鸿章和总理衙门提出强硬的对策，主张“假兵威，亦示必争”，同时指出“今日不示之以威，他日必延祸我国沿海，遗害无穷”。
然而，主管大清外交的李鸿章以大清海军势薄力弱为由，又顾虑日俄联合对付我国，一直犹豫不决，致使大好机会白白从手中溜走。
日本吞并琉球王国后，并于同年直接将其废掉，改为日本“冲绳县”。
这件事在大清当时看来，无关痛痒，无非是失掉了一个小小的藩国。
然而，不幸的是中国近代史上中日关系一切的悲剧使由此开始了。
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侵略扩张，造成了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灾难。这种灾难给带经中国人民至深至巨的创伤，至今都尚未完全愈合。
如果说，当年日本的侵略野心，我国没有人发现与识破，我们或许可以说识不如人、智不如人。
可是，明明有驻日公使何如璋的提前预警与深刻洞见，为什么大清政府还是无动于衷呢？
那我们就得从何如璋这位晚清进士说起。
一、何如璋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说他在我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被低估了？
在晚清历史上，何如璋是一位知名度并不高的人物，历史书上很少提到他。
然而，在我看来，他却十分的重要，可以说是我国晚清历史上极具战略眼光的一位优秀外交家。
何如璋，字子峨，号濮山，广东大埔县人，清光绪七年进士。
1838年4月，何如璋出生于广东大埔县一户贫苦的农家。由于家贫，只上了几年私塾后，何如璋便辍学了。
其父让其放牧养牛，以便早日帮衬家中，获取一点收入改善一家人的生活。
但是，对一位颇为向往读书的少年，放牧自然是枯燥与无聊的。于是，何如璋只得一边牧牛，一边自己看书自学。
幸运的是，何如璋有一位远房堂姑父、大埔名儒陈芙初。
陈芙初见这个孩子如此热爱读书，且颇有天赋。于是说服其父何永新，让这孩子重新入校读书，并且表示资助其长期的学费。
1856年，即咸丰六年，何如璋以优异的成绩考中了地方秀才，并补廪生。
1861年，即咸丰十一年，时年23岁的何如璋考中广东省举人。
1865年，何如璋首次参加会试失利。不久被福建汀州知府朱以鉴招纳入幕，参与对太平军汪海洋余部的清剿。由于有功，被朝廷奖叙知县，加五品衔。由此，何如璋步入仕途。
在大清，举人功名便可以出仕为官，可从县级基层起步。但是，出身正榜进士，才视为正途，也更受社会尊敬。
所以身为五品衔的何如璋，在1868年，即同治七年又参加了该年的会试，并一举高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授庶吉士。
次年散馆，朝廷授何如璋翰林院编修。
与一般翰林院官员不同的是，何如璋十分关注西洋、东洋事务，留心研究西方近代工业的发展与大势。
何如璋对洋务与外交的研究，赢得了李鸿章的关注，并对外称“子峨是个懂洋务关系的人才”。
正因为这个原因，何如璋这个名字与我国近代外交史便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1872年，也就是同治十一年，日本明治天皇发布诏书公然宣布：废琉球国王藩王。同时，诏书中要求琉球自此停止向中国朝贡，声明中琉的外交关系交由日本外交部门掌中管，禁止琉球方面前往中国参加中方的皇帝、皇太后生日等一切庆典活动等。
随后的几年，日本为了不刺激我国，一直密而不宣，并未照会大清政府说明此事。同时对琉球亦尚未采起过激行动。
由于大清政府信息闭塞，加之该事件系日本单方面所宣布，因此大清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蒙在鼓里，对此事并不知晓。
直到1877年3月，琉球国王特使向宏德冒死秘密潜入我国福建，向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哭诉，请求我国出面阻止此事。
我方才知道了此事件的严重性，开始向日本提出抗议交涉。
琉球，地处我国东南面，与我国福建隔海相望，其地理面积约3611平方公里，在十八世纪后期，其人口不足5万。
早在1372年，即明朱元璋洪武五年，琉球便成了我国古代大明王朝的藩属国。此后，琉球与大明这动宗主藩属的关系一直比较稳定。
然而，随着大明后期国力衰退，日本也打起了琉球的主意。
1609年，即明万历三十七年，琉球在日本的武力协迫下，又正式向日本萨末诸侯称藩。由于大明王朝正值内忧外患之际，于是选择了沉默。
这种奇怪的现象，就好像一个女子同时许嫁了两个男人。幸而这两个男人从未见面，所以这种状态竟安静无事地存在了270多年，并一直延续到晚清时期。
直到1877年3、4月间，琉球王国特使秘密来中国福建，李鸿章才知道了事态的严重。
早在1876年12月，何如璋在李鸿章与沈葆桢的举荐下，被清政府任命为首任驻日公使，准备前往日本。
然而，直到1877年7月，何如璋才正式拿到朝延各动印信、敕命与国书
三个月后，何如璋从上海出发前往日本，并于11月20日抵达东京。
此时，已经距离“琉球问题”出现都已快一年了。
到达日本后，何如璋花了5个月的时间调查了解此事。
1878年4月28日，何如璋给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写了一封长信，通过对日本的考察还有分析，何如璋指出了自己对于琉球问题的看法。
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球球既灭，次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日事要求，听之乎，何以为国？去之乎，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
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口舌相从，恐无了局。
何如璋的这一段分析，可以说是 他准确预见了日本蚕食中国的野心。琉球，朝鲜，台湾还有中国内陆，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正是循着这个步骤一步一步进行的。从明治维新初期，他们武力扩张，侵占亚洲的一盘大棋就已经开局了。
为了坚定李鸿章在此事上对日态度，何如璋给他提出了应对的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先发制人。趁日本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之际，以北洋舰队武力震慑日本，可以不惜以武先打残它。如此，与日争衡，犹可克也。若此时隐忍容之，养虎坐大，他日势将不可复制。
何如璋的意见很明确。他认为日本无理在先，我方正好可以以此为借口，一面对日本据理力争，一面派舰队去琉球问罪，琉球自然会恢复入贡。如果日本跳出来反对，那么就可趁其兵力未强之时，对其本土来个先发制人，直接打掉它正在组建的海军，一举将其打残，剪除日本今后对大清的威胁。
中策是：一面据理力争，一面支持琉球人民抵抗。如果日本进攻琉球，则我方立刻派兵与琉球内外夹击之。无论胜负，我方都可以进退自如，回旋空间极大。
下策是：援引国际法，邀请西方列强驻中国使节，组织一个国际裁判团评理，向日本施压，使日本知难而退，恢复琉球国独立地位。
如果我们不看后来的结果，仅以此议论，何如璋一个晚清进士，其军事政治眼光是何等犀利。其见识远在朝野衮衮诸公之上。
为了打消李鸿章的担忧与顾虑，何如璋在写给他的绝密报告中，又详细地分析了日本当时国内政治、军事力量、财政经济收支、战争动员能力以及日本与西方各国列强的关系等。
他最后的结论是：此时的大清完全有能力击败日本。若散失此次机会，日本今后必由琉球而扰台湾，由台湾而侵略朝鲜，进而染指我国东北盛京(即今天的东三省)。利钝成败，不可窥矣。
站在147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得不发出由衷的慨叹：1778年时，何如璋对日本的预判是何等的精准！
此后一百多年的历史，笔者自不必多言，对于每一位即便只接受过九年教育的中国人都十分清楚的了。
那么，李鸿章为什么没有采纳何如璋所言的上策，而是选取了下策呢？
二、李鸿章外交努力的失败与琉球王国被日本吞并；
1778年，此时的李鸿章55岁，这正是一个政治家、外交家最富生命力与创造力的年华。
为何他要放弃何如璋所建议的上策，而最终选取了下策呢？
我们先抛开李鸿章的清廉操守与他晚年所签的那些卖国条约不谈(注：因为这是另外的问题，非本文研究的主题)，先只是就事论事谈论他在处理“琉球事件”的得失。
早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初年(注：即1868年)，李鸿章就清楚地知道日本是中国今后的劲敌。他也知道中、日的胜负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得快。
为此，他特别注重对大清海军的建设与发展。
因为日本要与中国开战，则必须先在海上取得胜利，然后才有能力从陆地进攻中国。所以，他一直反对朝廷将军费大量用于陆军地面部队的建设，强调军费优先用于海军舰队。这也是他在朝廷中挑起“塞防与海防”大争论的核心原因。
他反对左宗棠在新疆用兵，担心左宗棠因收复伊犁与俄国开战，反对在越南问题与法国人开战。这其中的核心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担心大清有限的军费分摊到全国各地陆军后，留给海军建设的军费就很少了。
而他清楚地知道，要与西方列强各国争一长短，则必须要有强大的海军为后盾。因此，他反对左宗棠用兵新疆，反对中国在越南与法国开战等战事就不足为奇了。
李鸿章虽然已意识到琉球问题关乎台湾安危，却更倾向于“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
所以，他最终选取了外交和平方式去解决中日在“琉球事件”上的争端。
从结果看，他是彻底失败的。“以夷制夷”“和戎外交”的手段，几乎贯穿了他一生的外交事业，结果几乎都以失败收场。
这里面失败的原因极其复杂，非三言二语能说清楚的。
李鸿章在“和戎外交”思想下，他指示何如锋引援引国际公法，联合欧美列强牵制日本，同时密嘱招商局官员探询法越动向，企图以此分散日本注意力。
然而，这只是李鸿章的一厢情愿。
日本政府却利用清政府的犹豫，于1879年10月悍然宣布“废藩置县”，将琉球改为“冲绳县”，并将琉球国王尚泰掳掠至东京，软禁了起来。
至此，琉球王国名存实亡。
面对既成事实，清政府被迫寻求国际调停。李鸿章请前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出面斡旋调停。
格兰特调停失败后，主掌大清外交权力的李鸿章冀希望与日本讨论分岛改条约。
但是，日本却强硬坚持琉球“属地化”，并以修改《中日修好条规条规》为要挟。
清廷提出“三分琉球”的方案，试图保住琉球南部岛屿，却因日本拒绝而加入谈判而陷入死局。
见复国无望，因琉球王国官员林世功以死殉国。
一时之间，大清朝野官员内部群情激愤，加之中国俄在伊犁收复问题上出现了转机，于是回过神的清政府拒绝了对《琉球专约》的签署。这使得日本侵吞琉球的扩张之举最终未能获得国际承认，成为当时一桩悬而未决的外交公案。
这也为今天“琉球地位未定”“琉球并不属于日本”赢得了重要的法理依据之一。
那么，作为当时大清帝国外交政策的实际主导者，李鸿章为什么要不采取何如璋的上策建议，而偏偏选取了下策意见呢？其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图：晚清重臣李鸿章
一、彼此的大清正值收复新疆的关键时刻，军费开支巨大。加之为了收复被俄国人所占领的伊犁，随时都有可能与俄国在西北开战的风险。
为了避免海上与陆地同时爆发战争，李鸿章不得不采取了隐忍的政策，形式上默认了日本对琉球的吞并。
二、在西南方向，法国对越南一步步的蚕食，此时已经控制了南北圻，中法军事冲突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当时的法国为了全面侵占越南，不断在我国西南制造磨擦，企图在军事上一举击败中国，从而将中国军队赶出越南，实现全面侵占越南的野心。
在李鸿章看来，大清为了一个远在海外、无战略纵深、无赋税产出的海岛小国而不惜与日本开战，这是得不偿失，极不划算的。因此，早在琉球事件发生之初，尽管李鸿章就有所觉察，他始终抱外交和平解决的侥幸心理来处理这一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李鸿章作为晚清政治家、外交家，他对东西方各国的研究要远高出同时代一众朝廷大臣与士大夫。他对日本的研究尤其深入，远超众人。
他十分清楚大清的真正实力。尽管大清的洋务运动比日本明治维新早七年，但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比之中国的洋务运动更为广泛和深刻，而且效率更高，行动更快。
在军事方面，日本建立新式军队，陆军参考德国，而海军则参考参照英国。1872年日本政府颁布征兵令，规定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须服兵役。至1873年时，日本全国战时即可动员40万以上的兵力。
正是基于对日本的了解，李鸿章认为即便一时战胜日本，今后也会遭到日本的大规模军事报复。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李鸿章最终采用了何如璋所说的下策——以谈判和平的方式来处理“琉球事件”。
然而，李鸿章到底是小瞧了日本，日本人根本不接茬。
从1879年到1880年，中日围绕琉球事件展开了多轮交涉，毫无实质性的结果，因为双方逻辑从根本上是错位的。
日本援引西方“实效管辖”的原则，强调其以实际控制琉球全景，要求大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
可是清朝坚持的是东亚传统宗藩伦理，核心诉求，并非吞并土地，而是要求恢复琉球社稷，使其国祚延续。
为此，清政府甚至提出了“琉球三分方案”：北部原萨摩藩的岛屿归日本；琉球本岛复国、南部宫古、八重山群岛暂由中国代管，待琉球国站稳后再归还。
这在当时情况下，也是清政府在现实压力下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体现了不是贪婪，而是道义与担当。
但是，日本对这个方案嗤之以鼻。
然而，到了1880年，日本突然抛出了一个“分岛改约”的方案。方案的核心内容：琉球本岛及北部归日本，南部两岛“归还”清朝。
这一方案看似中国可以收回一点权利，实则暗藏日本的算计与刀锋。
该方案在附件里有一个前提，即日本要求清政府必须同步修改1871年中日两国所签的《中日修好条规》，给予日本与英、法、美等列强完全同等的最惠国待遇，包括军舰内地通航权、内地通商权、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等。
条规一旦同意修改并签订，则意味着明治维新不过10年的日本，也将跻身于“西方列强侵华俱乐部”，其在华特权将获得制度性的保障。
日本之所以愿意将口中的肥肉吐出一点，其目的有三：
一、在法律层面，只要清政府同意接收琉球南部几个岛屿，即等于在法理层面同意了日本对琉球其余北方诸岛的主权，从而将“武力吞并”洗白为与大清“合法分割”。
二、在战略层面，由于宫古、八重山等岛屿地处偏远，土地贫瘠，人口稀少，清政府一旦接手，以当时大清海军力量，要想长期驻守，不仅无力开发经营，而且会无端分散中国有限的海军力量，最后也会沦为事实上的“海外飞地”，成为日本日后挑起事端的“策源地”。
三、在经济政治层面，最惠国待遇一旦对日本开放，此后日本的资本、商品、来华人员将会如潮水涌入中国内陆沿江城市，日本对华的影响力将会呈指数级扩张。
日本这种企图借非法所得行所谓的“交换”之实，想用琉球几个小岛屿换取整个中国市场门户洞开。
然后就这么一个对中国有名无实的方案，朝廷中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总理衙门多数官员竟然主张接受。
他们的理由很“现实”。反正日本已经实际控制了整个琉球，若是一味强硬，弄不好要与日本也要形成军事冲突，矛盾会进一步激化。如此，则不如与其徒争虚名，倒不如先收回一点权益更实在。
到了1880年10月，中方代表甚至已经在草约上签了字，只待光绪帝御笔批准了。
就在这个关键的当口，琉球国王子的老师、原大清国子监留学生林世功，远涉重洋，经福建抵达天津，随即赴北京总理衙门，跪求清政府出兵帮助琉球复国。
他呈上血书，泣诉道：
“琉球虽小，亦有社稷；臣民虽微，亦知忠义。琉球亡则东海危，东海危则大清难保。”
林世功在北京多方奔走无果后，留下两首绝命诗，然后在总理衙门前拔剑自刎，年仅38岁。其绝命诗云：
“古来忠孝几人全，忧国思家已五年。一死犹期存社稷，高堂专赖兄弟贤。”——绝命诗其一
“廿年定省半违亲，自认乾坤一罪人。老泪忆儿双白发，又闻噩耗更伤神。”
图：林世功(中)与其随员一行
林世功以死明志之举，震动了整个京城，就连慈禧太后听闻后也颇为悲伤。
事件至此，大清不能不有所触动。
李鸿章一反过去绥靖妥协之风，力排朝野众人之议，上奏朝廷道：
“倭人狡诈，欲以荒岛易我利权，断不可从。”
在李鸿章的心中，琉球国就是一个荒岛。由此可见，即便如李鸿章对国际关系大势有所有研究之人也是这般视野，更惶论大清朝野及总理衙门一般昏昏沉沉的庸官冗员了。
李鸿章的方案是一个“三不政策”。即不签约、不承认、不合法化日本侵吞琉球之实，将琉球问题留作外交悬案，以待他日再寻机解决。
朝廷经过御前会议后，光绪帝最终采纳了李鸿章的方案，中日就琉球问题谈判完全破裂。
这次外交事件，大清无论从与琉球宗藩国道义角度，还是外交努力上，无疑是一次彻底的失败。
一个忠诚了中国华夏500多年的藩属国就此覆灭。
不过，尽管在李鸿章等人的绥请妥协之中，外交努力完全失败了，可是幸运的是李鸿章难得清醒了一回，他没有同意签订条约，也没有默认日本对琉球“废国置县”的合法化。
这一大清外交悬案，也为我们今天追究日本非法侵吞琉球群岛留下了法理上的操作空间。
尽管今天琉球群岛仍然被日本以所谓的“冲绳县”实际控制在手中，但是依据二战后的国际法系，其无疑是非法的。
笔者青峰坚信，琉球群岛问题会在今后二三十年中有根本性的变化。
三、如果在1878年时何如璋的建议中的上策被采纳，中日两国关系会走向何方？
图：晚清时期的琉球王国地图
我们常常遗憾历史不可假设，但是并非历史的假设就是毫无意义。
一切有意义的可能会发生的假设，都有其现实与未来的价值。
历史是一面镜子，既可照进现实，更能照亮未来。
回溯中日近百年的历史，对日本的妥协与退让，只能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除此，全无一丝一毫的收获与意义。
在中日近代百年的历史中，1879年“琉球事件”绝对是一个值得特别研究的关键历史事件。
如果在1878年，大清政府(主要是李鸿章)采纳了驻日公使何如璋的建议中的上策，那么此后中国所受日本的深重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那么，何如璋的上策“先发制人。趁日本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之际，以北洋舰队武力震慑日本，可以不惜以武先打残它。如此，与日争衡，犹可克也”这一方案可行吗？
答案是完全可行。
为什么呢？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日本自1868年9月开始改革，实行“明治维新”到1878年时，不过10年时间。远远不及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所取得的全面成就与国力，尤其是在军事工业上的巨大进步。
图：日本明治维新时的明治天皇
1878年时，中国在经过一系列的洋务运动与改革后，国家实力已经远非1861年洋务运动发起前的那般模样。在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工业矿业、交通运输、通讯等领域，已经取得极大的成就。
在军工企业上，大清不仅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一大批军器军械企业，而且已经实现了步枪、火炮、弹药、小型军舰的量产。如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到1878年前后，已经造出了40余艘兵船，并完成了福建水师的创建。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已经初具规模，位列世界海军第八位，亚洲第一位。而且，南洋、广东两支水师亦已完成组建。
图：福州船政局全景
反观日本，到1878年时，虽然其也建成了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筑地海军工厂等军工企业，但是其规模均远不及大清当时的军工。当时其海军兵舰无论从吨位总量与舰艘先进性，与大清北洋海军都有很大的差距。
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当时日本经济实力的限制。彼此日本的经济总量不及大清的八分之一。其国家财税收入每年尚不及白银1000万两，而大清此时的全国财税收入已经达到了8000万两以上。因此，日本没有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购买英、法、德等西方国家吨位更大、性能更先进的兵舰。
直到1886年时，日本整个海军舰队的实力也未达到大清北洋舰队的实力，更别提大清还有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水师舰队了。
1886年，大清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时，日本人无比羡慕与震惊。此次访问日本的北洋舰队由定远号、镇远号、济远号和威远号四艘主力舰组成。其中定远号和镇远号排水量均达7340吨，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铁甲舰，堪称“亚洲第一巨舰”。
图：北洋水师定远舰
图：北洋水师镇远舰
这次访问中，由于北洋舰队上岸官兵与日本人发生了冲突，造成了双方人员的伤亡，史称“日本长崎事件”。
在这次事件中，中方寸步不让，展现了强硬的姿态，最后以日方的妥协并赔偿中方5.25万日元，约合白银7.87万两。
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日本因两国冲突首次对中国的赔偿记录。
从这次“长崎件事”上看，即便到了1886年，日本在海军实力上亦远不及中国。
图：1886年北洋舰队主力舰访问日本长崎
所以说，大清政府与主管外交的李鸿章若在1878年采纳何如璋的“先发制人，打残日本海军及军工企业”这一合理性建议，战而胜之是完全有一定把握的。
可惜的是，大清在李鸿章外交方针的主导下，白白错过了这次一战定乾坤，可以决定此后百年中日军事强弱的一次绝佳机会。
可以说，中国此后的“甲午之败”“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七七事变”等等一系列失败及日本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追根溯源，都与1878、1879这前后几年中所发生的“琉球事件”是息息相关的。
尽管我们不能把这些责任与过错尽数推诿到李鸿章的头上，但是有一点，在看不清大势、散失战争机会、一味妥协让步上，他是责无可遁的。
二、在经济实力层面，1878年前后，大清的实力几乎可以碾压日本。
上面我讲到过，此时大清的国民经济实力远超日本，仅每年的财政收入便有白银8000多万，是日本的八倍之多。
战争打到最后，拼的不仅是军事工业产能，更是经济实力。打仗打到最后，就是看谁的经济实力支撑得更久。
可惜李鸿章空负“东方俾斯麦”之虚名，一味的姑息纵容日本的狼子野心，终至日本在1894年前后反超中国，亮出了它那血盆大嘴，一举在“甲午之战”中将大清打翻在地。
从此日强中弱，攻守易形。中国在亚洲失去霸主主导地位，一失便是百年之久。
直到2010年，我们才重新回到亚洲及世界应有的地位。
其实，李鸿章并非没有对日本清醒的认知。
光绪八年，即1882年时，李鸿章还曾在给同朝廷的奏折中写道：
“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此)兵家所忌。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之)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
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
如此，则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师两枝可有成。”
在这封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不是没有对日本的认知，而是缺乏应有的胆识与魄力。进一步说，是没有远见与对日本狼性阴恶的本质看清。
他说什么“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之志不可无”。
东征不必有，征志不可无。他这种漂亮的自欺欺人鬼话，终于在1894年一场中日对决中彻底使中国陷入万劫不复。
也不知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日本下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时，他有没有过自我反省与悔恨？
图：《马关条约》签订之地，日本下关春帆楼
其实，当时从本质上看清日本狼子野心面目的人也不少。如左宗棠、张佩纶、张之洞、邓承修等人，在“琉球事件”上就曾主张强硬，万不可退让，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扼杀在萌芽之中。
早在1874年，日本为了试探大清军事实力支外交软弱，在台湾一手策划“牡丹社事件”时，远在在西北陕甘总督任上的左宗棠便上奏朝廷，表示对日强硬的意见，坚决打掉日本的侵略台湾的野心。
左宗棠在其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
“(日本)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廉耻，畏威而不怀德，强必盗寇，弱必卑伏。”
这是多么清醒奇警的认知！
图：1878年前后时期的左宗棠
可惜，在李鸿章主导的外交方略下，又一次以赔偿50万两白银、换取日本人的撒兵了事。
此时左宗棠收复西北新疆的战事还未全面展开。只要李鸿章主张强硬，借此时机命福建水师大臣沈葆桢领兵前往台湾，里应外合夹击日本侵略军，完全可以大胜。
谁料，到了同年10月，他又弄了一个什么在英、美两国下的“调停”，签了一个什么《中日台事专条》，以赔款50万两白银了此事件。
可以说，李鸿章在对外上，一生几乎没有亮点，全是妥协，全是一味的息事宁人。说的好听是所谓的“老成谋国”，其实呢则是投降卖国。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自从他于1862年升任江苏巡抚，登上大清政治舞台中央后，在对外列强上，很难找到一件经他之手让后世之人称心如意的事件。
他希望大清强大不假，说他没有爱国之心却也并不属实。
但是，他没有血性与胆识气魄。这些与他所处的地位及所拥有的军事外交之大权严重不匹配，甚至是错位。
三、李鸿章在“琉球事件”上的担忧，其实也是他的一系列漂亮的借口，或说托词。
图：1878年前后时期的李鸿章
李鸿章在“琉球事件”上，是否对日强硬，甚至用兵这一点上，有一个担忧。他担心左宗棠在收复新疆伊犁时会导致与俄国的军事冲突，甚至战争，从而使中国军队出现东西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
他的这种担忧本没有错，错误在于他的担忧在1881年初时，已经显得多余。
因为在1878年5月，西北战事已经基本结束。俄国强占的伊犁，也于1881年2月通过曾纪泽的外交谈判，已经收回了主权。此时与俄国不可能再发生军事冲突或战争。
1880年年底时，“琉球事件”并未了结。大清政府完全可以以“林世功求助自刎事件”出兵琉球，收复日本。
此时，大清已经完全腾出了手，北方，西北、西南均无战事，为什么不找日本清算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李鸿章等一众朝廷鸽派、软弱派的无知与短视，轻轻松松让这一战略机遇期白白从手上溜走了。
至1894年前后，日本在军事实力上终于反超中国。它也不再伪善，露出侵略的本性，亮出獠牙，彻底与大清撕破脸，与大清在东海上、东北及沿海省份陆地上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战争。
甲午战争中大清的惨败，其后果是极其惨痛沉重的，并且引发了此后半个世纪中华民族全面的生死危机。
甲午战争看似由“朝鲜平壤事件”引起，追根溯源，实际上早在1878年大清政府在“琉球事件”上的退让妥协中已经埋下了伏笔。
历史总是沉重的。
回顾中日近现代百年历史，我们不能忘记何如璋这位为我们中华民族吹响警哨的爱国外交家。
他曾经如探照灯一样，为我们探过路，照亮过前进的方向。
在对待日本这个国家，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何如璋这样的人。只有这样，中华民族近代百年悲壮的历史才不会重演。——全文终
——青峰，2026年元月12日~14日写于鄂西夷陵古镇
附本文写作参阅书目：
1、《何如璋传》，作者俞政，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国近代史》，作者蒋廷黻，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3、《李鸿章传》，作者苑书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晚清外交七十年·甲午海战与庚子国难》，作者李书纬，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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