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史书，大清朝交出了一份让人直冒冷气的成绩单。
开局不过七千万，收尾时竟然暴涨到了四个亿。
这一百来年里，人口翻着跟头往上窜。
这种像坐了火箭一样的增速，翻遍中国古代史也找不出第二家。
提起这个朝代，大伙儿脑子里蹦出来的词儿通常是软骨头、割地赔款。
可偏偏在“造人”这件事上，它把前边的朝代都甩在了身后。
不少人觉得这纯粹是运气好，或者是那时候的人特别能生。
这话没全错，但太片面。
若是把那个百年的国家账本摊开细看，你会发现这压根不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而是一场经过周密算计的制度突围。
大清的当家人们，其实是闷声做对了三道至关重要的选择题。
第一道坎，是算明白“人头”跟“田地”这笔糊涂账。
咱老话说“多子多福”，可在清朝中期以前，这话纯属忽悠，现实情况是“多子多难”。
病根就在那个延续了千百年的税收老规矩——人头税。
在康熙爷以前，皇上收税眼睛盯着的是“丁”，也就是你家里有几个壮劳力。
不管家里穷得叮当响还是富得流油，只要多一口人，就得多掏一份钱。
这笔账，老百姓怎么算怎么亏。
你琢磨琢磨，几亩薄地养活全家都费劲，再生几个小子，虽说以后能干活，但这眼目前的税钱就能把房顶掀了。
为了躲这笔钱，民间惨剧不少：孩子生了不敢报户口，甚至心一狠，把刚落地的女娃给处理了。
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月，要想留后只能保男孩，女孩就成了税收制度下的冤死鬼。
反观那些地主老财，良田千顷，家财万贯，只要家里男丁少，交的税还不够塞牙缝的。
这就搞成了一个死循环：穷人越生越穷，富人占地不交钱。
这道隐形的墙如果不推倒，人口永远涨不上去。
真正抡起大锤砸墙的，是雍正。
当然，伏笔是他爹康熙埋下的。
康熙五十一年，老皇帝为了给自己博个仁厚名声，拍板定了个规矩：“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大意是说，以这一年的人数为准，以后新添的人口，不算人头税了。
这算是开了个头，四年后在几个地方试了试水。
可真正敢下狠手、把账彻底算明白的是雍正。
这哥们接班时国库能跑老鼠，烂摊子一堆。
他没去刮地皮，反而搞了个狠招——“摊丁入亩”。
这招说白了特别简单粗暴：把人头税彻底废了，这笔钱全摊到地亩里去。
从此以后，国家收税不看你家几张嘴，只看你有几亩地。
局面瞬间就反转了。
穷人乐了，生娃不再意味着交罚款，反而意味着多了不用花钱的帮手。
生得越多，以后干活的人越多，日子越有奔头。
那种“不敢生、养不起”的恐慌感彻底烟消云散，“多子多福”这才算是落了地。
地主们傻眼了，不管你家里几口人，只要手里攥着大片土地，这单你就得买。
这一招，直接疏通了人口增长的死穴。
虽说雍正推行时得罪了不少权贵，但事实证明，他把底层百姓被压了几千年的生育念头给释放出来了。
可光想生还不行，还得能活下来。
这就得聊聊清朝做对的第二件事：解决了肚子问题。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在古代，卡住人口脖子的最硬指标就是粮食产量。
地里的庄稼产量是有数的。
人一多，地一分，大家就得一块儿饿肚子，最后还得靠饥荒把人口减下来。
这是一个极其残酷的死循环。
大清是怎么跳出来的？
除了那是开荒种地，更关键的是他们开了“外挂”。
这就不得不提几样不起眼、却救了大命的玩意儿：土豆、红薯还有玉米。
以前老百姓饭桌上挺单调。
到了清朝，国门开了条缝，这些从美洲来的高产庄稼进了中国。
尤其是土豆，简直是给穷苦人量身定制的。
这东西皮实，不挑地，不怕冷也不怕旱，哪怕是那个鸟不拉屎的山沟沟、沙窝窝，扔进去就能长。
而且淀粉多，既能当菜，关键时刻能当饭吃，顶饱。
那时候洋葱之类的也都进来了，老百姓的饭桌倒是丰富了不少。
你可能觉得，吃个土豆有啥稀奇的？
但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土豆硬生生把生存门槛给拉低了。
以前没好地就得饿死，现在房前屋后、荒山野岭种点土豆棒子，全家老小就能混个水饱。
家里有余粮，心里才不慌；肚子填饱了，才敢把孩子拉扯大。
要是没有这波“粮食革命”，光靠雍正那点政策，生出来的几亿人估计得饿死一大半。
有了想生的心，有了填肚子的粮，还得有个能安稳过日子的窝。
这就是第三个关键点：算好了打仗和过日子的账。
翻翻老黄历，人口大跳水的时候，基本都在打仗。
战争简直就是人口粉碎机，不光人死在战场上，更要命的是把种地的根基给毁了。
一打仗，壮劳力被抓去当炮灰，地荒了，错过农时就是一整年的饥荒。
做买卖的也一样，兵荒马乱只能躲家里发抖，连饭都吃不上，谁还有心思造小人？
清朝那几个当家的，在这方面脑子很清楚。
入关之后，仗肯定要打。
但他们的套路是：趁早打、集中打，把该打的仗在前头都干完。
从康熙平三藩收台湾，到乾隆搞定边疆，几代人接力，把版图给稳住了。
仗打完了，剩下的日子就是漫长的“休养生息”。
更重要的是，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吸取了前朝太多血淋淋的教训。
他们没让外戚干政这事儿发生，也没像明朝那样让太监掌权、或者大臣把持朝政。
虽说满汉有别，但好歹让汉人也能进体制内当官，这就保证了政局不翻烧饼。
这种长时间的安稳日子，是人口增长最好的温床。
老百姓不用天天提心吊胆怕抓壮丁，心思自然就回到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上。
同时，清朝还拼命鼓励大家往边疆跑。
通过政策把中原人往边上引，不仅缓解了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也让边疆的人气儿旺了起来。
哪怕是医疗这块，虽说没有现在的技术，但比远古那是强多了。
古人命短、孩子容易夭折，多半是因为吃得不干净、没药治。
到了清朝，虽然大夫手段有限，但老百姓整体的养生意识和防病经验都上了一个台阶。
加上能吃饱饭，身子骨壮了，抵抗力强了，孩子也没那么容易挂掉。
这么一盘算，清朝人口从七千万飙到四个亿，真不是撞大运。
这是因为“摊丁入亩”把生孩子的紧箍咒给摘了，是因为“土豆玉米”把粮食的天花板给捅破了，更是因为“长久太平”给大伙儿铺了一张安稳床。
这三样凑一块，缺一不可。
政策给力、技术“外挂”、环境安稳，三管齐下，才憋出了这么个吓人的人口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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