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7日清晨，江南乍暖还寒，南京国防部的大礼堂里灯光通宵未灭。会桌两侧坐满了军装笔挺却神色各异的将领，李宗仁冷着脸宣布开会，顾祝同端着茶杯不发一语。会还没正式开始，大家就听见蔡文治在角落里低声叹气：“守江面宽、渡口多，根本无险可倚。”一句话像石子落水，水面迅速荡开涟漪。
长江防线一事其实拖了两个月。早在1月份，蒋介石表面“下野”，却暗地里给汤恩伯递了条子，“京沪杭要顶住”，并用电码强调“主力向东”。汤恩伯读完电报，当即把司令部从南京悄悄搬到苏州，随后频繁巡视沪杭铁路，整天磨拳擦掌调兵遣将，看上去是要死守上海。表面风风火火，骨子里却另打算盘——他的参谋处默默规划了两条后撤通道：一条通舟山，一条通台湾。
会议室里，蔡文治讲得直白：“南岸工事配合不足，北岸火力断续，若解放军从芜湖、枞阳抢滩，顶多三昼夜。”他说话不用长句子，三两下把要害点穿透。顾祝同赶紧补充，“江阴以下不是重点，南京西段才要扎牢。”听得出，俩人早通了气。李宗仁也点头，“二位说得在理。”声音虽低，却压得住场面。
汤恩伯却挺直腰板，面无表情：“战区既定，南京西段暂不增兵。”他特意把“暂”字拖长，声调里带着不容置疑。蔡文治火气一下窜到嗓子眼，“蒋先生已经离职，军令还要听他吗？”本来半截话还能留情面，这一句彻底捅破窗纸。汤恩伯把茶杯往桌上一磕：“总裁是黄埔之父，你个小孩子懂什么实情！”话音落，屋子里的人全怔住，只听见暖瓶里水泡翻腾的咕噜声。
当天夜里，汤恩伯坐专列赶往溪口。蒋介石在临时官邸里等他，两人密谈到凌晨。有人隔窗听见蒋介石一句简短的吩咐：“保住上海半个月，等船队。”船队是什么？不是援军，而是满载金银和外汇的数艘“海星”“海岫”改装舰。它们计划4月初由上海吴淞口起航，绕道澎湖转抵基隆。为了这批箱子，前线数十万人得在江边和城市巷道里硬撑。
3月下旬，南京、镇江、芜湖一线的工事仍旧一塌糊涂。工兵连缺料缺时，炸药都被抽调去沪郊。张爱萍的侦察人员夜行于南岸，发现沙包墙里填的是稻草，赶紧绘图上报。刘伯承看完图，笑了笑，“死蛇阵，捅哪里都软。”次日《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定稿，重点就是“避实击虚、先插中腰”。
4月20日晚八点，解放军中集团于裕溪口发起主攻，夜色与东风帮了大忙。汤恩伯本来还指望空军，结果机场燃油前两天就被塞进轮船运走。他接连打七个电话找不到能起飞的中队，只好命炮兵盲射。炮弹稀稀落落，连水面浪花都没掀高。到21日拂晓，枞阳、安庆方向已被突破，南岸哨所仅剩无线电杂音。
南京告急的电报传到上海，汤恩伯脸色蜡黄。他没调兵救援，而是打开另一份密电：“金条明晨装车，不得延误。”随后命令工兵把沿江所有汽渡船集中到吴淞口。他身边的参谋忍不住问：“司令，南岸还能守吗？”汤恩伯抬头，半晌只吐出三个字：“先护船。”
22日中午，南京守军自行弃城。顾祝同怒不可遏，立刻在上海再次召会。蔡文治拍桌，“漏洞我早说过！如今几十万人缩在十里洋场，怎么打？”说到激动处，他扯掉军装扣子，扣子打着旋落地，砸得众人心里也跟着一沉。汤恩伯掏出那份手令，念给大家听，语气平平，却句句扎心。会场沉默良久，顾祝同长叹一声，把帽檐压得更低，再没开口。
5月12日，上海外白渡桥夜色压抑。黄竟武被特务押上吉普，身后是刺耳发动机声。六天后，他与十二人被活埋在南车站路狱墙下，连夜的雨水很快平抹了新土。与此同时，最后一列装满黄金的列车滑入码头，驶向泊在锚区的“海岫号”。
5月25日，解放军第35军从闸北向苏州河两岸展开突击。汤恩伯于深夜登上炮艇，经舟山转往台北。离开前，他下令炸毁苏州河北岸七座桥梁，炸药有限，只炸塌了四座。数小时后，解放军步兵借着残桥木架顺势推进，上海战役提前结束。
8月，“海岫号”最后一次卸货。财政接管小组点验上海中央银行，账面黄金仅余六千余两。对于庞大的财政烂摊子，这点库存杯水车薪。可在海峡对岸，蒋介石仍相信手里的几百万两黄金足以支撑反攻，他对身边人说：“只要银库不空，机会总会回来。”然而，时钟不会倒转，江面上那场一夜崩溃的防线证明了一件事——金条可以装船，士气却不会随船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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