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夏，南京下关车站不算宽阔的站台上，一位国民党将领被两位衣着各异的年轻夫人陪在左右。路过的乘客窃窃私语：这可不是普通阔少的排场，走在前头的是蒋介石手下的“儒将”钱大钧，身旁那位神情端雅的是欧阳藻丽，另一位打扮新潮的女子竟是她的亲妹妹欧阳生丽。人们压低嗓门议论，这对姐妹为何会同时成为钱家的女主人，一时众说纷纭。外界流传的版本多半添油加醋，真正的故事要从五年前的上海讲起。
1928年春，钱大钧被调往上海，兼任警备司令。他刚在租界边的公馆安顿好家小，厄运就找上门来：夫人欧阳藻丽接连高烧不退，胸闷气短。多家医院诊断为急性心肺感染，当年的西医对这种病束手无策，几位翰林出身的老中医也只能摇头。病危通知摆在床边，钱大钧虽号称谋略过人，却拿不出任何对策。
欧阳藻丽那时三十岁出头，聪慧强势。自知大限将至，她最放心不下的是三个年幼的孩子。在她的观念里，父亲再娶是迟早的事，陌生后母往往意味着“拖油瓶”的悲剧。于是，有意思的是，她提出了一个在大家庭看来颇为稳妥却又大胆的安排：让丈夫迎娶自己的亲妹妹。
病榻旁的对话极其简短。“我走后，家里只能让生丽接管。”她语气平静，“这样，孩子至少还叫她一声小姨。”钱大钧沉默几秒，只答了一个“好”字，算是承诺。
欧阳父亲欧阳耀如当年是同盟会骨干，辛亥枪声响起时举过义旗，如今虽已息影，却仍保留一份老派士大夫的体面。他原本对长女的提议抗拒，但抵不过女儿病重的哀求，也明白钱大钧在军政两界正处上升期，犹豫再三，点头默认。然而，让所有人没有料到的是，命运随后开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玩笑。
小妹欧阳生丽那年刚满十七，读女中，爱逛舞厅，也弹得一手好钢琴。钱大钧与她接触频繁，本就有几分怜惜，加之藻丽的口头遗嘱等于公开“撮合”，两人很快情愫暗生。短短几个月，就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对外界而言，他们不过是在照料病人，在他们自己眼里，未来的婚约已经板上钉钉。
不久，一剂进口链霉素的实验性治疗让欧阳藻丽转危为安。病愈消息传出，全家本应欢喜，可这份喜悦被尴尬迅速吞没：姐姐复生，妹妹与姐夫却已突破了道德防线。藻丽后悔也来不及，气闷数日，只得接受既成事实——两姐妹共侍一夫。从此，欧阳家上演了一场名流圈的现实版“同室操戈”，却因亲情底线尚存，没有闹出惊天动地的风波。
欧阳耀如担心家族名声，先将生丽送去东京女子高等师范，意图“冷处理”。钱大钧得知后，当街夺门狂奔，扬言以死相逼。副官们苦劝才拦下这位司令的“冲动戏码”。终究，欧阳家也不愿把矛盾推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只好默认女儿与女婿订婚。1930年春，两人在上海圣尼古拉堂悄悄补办婚礼，民国社会再添一桩“姐妹同夫”的奇案。
双妻同堂的生活并非想象中剑拔弩张。藻丽稳重，掌管内务；生丽开朗，擅应酬。钱大钧出席高级社交场合，总是带着生丽；家族礼仪场景，则由藻丽主位。外人只觉新鲜，却也逐渐习惯。对钱大钧来说，这种“齐人之福”无疑满足了他儒雅外表下的野心与虚荣。遗憾的是，个中尴尬只有当事人自知。
感情风波之外，钱大钧在军政舞台上的搏杀同样跌宕。1928年底，他调任江南“剿匪”总司令，专事围剿共产党武装。有一天，他乘沪宁线上行列车北赴会议，一位身材瘦削、帽檐压得极低的旅客从对面车厢匆匆闪过。那人叫陈赓，当时正奉命往天津秘密联络地下党。两人在黄埔曾有师生之谊，彼此眼神一触即分，却已认出对方。
列车驶离南京后，钱大钧派副官请“陈先生”到包厢。面对试探，陈赓镇定自如，坚持自己只是商人。副官软硬兼施仍拿不住证据，只得带他去见长官。钱大钧斜坐，眉眼不露声色：“近来可好？”陈赓答：“四处谋事糊口。”几句话拆招，谁也没挑明身份。
火车驶到徐州，陈赓找借口中途下车，随后又跳上另一节车厢，希望甩掉尾巴，却被再次请回。第二轮谈话侧重往昔黄埔琐事，气氛看似轻松却暗藏锋芒。若真下令搜身，结果不堪设想。钱大钧最终选择放行，一是旧情未断，二来也清楚抓了中央特科骨干只会引火烧身。陈赓脱险后感概私下向同志说：“革命需要胆识，更需临机应变。”
自此之后，钱大钧在剿共战场与政治角力之间多有起落，他的家庭故事却鲜少再被外界追问。毕竟，南京政坛刀光剑影，姐妹共夫顶多算茶余谈资。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在新生活运动里高喊“忠孝节义”，政府内部却对高级将领的多妻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钱家不过是其中较为醒目的一个。
对欧阳氏姐妹来说，身份与情感始终纠缠。藻丽用管家般的勤劳守住了法律上的正室地位；生丽凭活泼与时代潮流，成为应酬场上的明星。一静一动，奇怪地形成了平衡。多年后，熟识内情的老秘书回忆：“屋檐下从未听见她们高声争吵，想必各有退让，也各有算计。”
国共决战之后，钱大钧远赴台湾，生丽随行，藻丽留在上海照顾年迈的父母。姐妹分离，名义上的“三口之家”再无团聚机会。老友们回味旧事时感叹，如果当年那场重病不突然好转，钱家不会演变成这番局面；然而历史从不容许假设，一纸病危遗言最终改写三个人的命运，也让家族谱系留下独一无二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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