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世界公认的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开创了现代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被誉为“宏观经济学之父”
一
如果人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动物，那么，他若不加入任何政治党派，就一定会感到极不舒心；那种冷寂、孤独，被漠视而倍有身如微尘之感，这些都是不让人感到愉快的情绪。如果你加入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而且该政党所秉持的施政纲领和哲学理念又颇值得同情，能够满足你对于喜欢社会交往、希望经纶世务以及满足智识上的要求这些本能的需要，那该是一件多么称心如意之事啊！这样的政党是值得你大量捐资襄助的，也值得你把所有的空闲时光全部花费在这样的事情上，而其前提是，你得是一个政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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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文集》
李井奎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11月
因此，作为一个政治动物，如果他不甘心喊出这样一种遭人轻视的话——“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那么，他就会选择加入任何一个党派，而不会成为一个无党无派之人。如果他不能根据“相吸”原则，他就应当退而根据“相斥”原则来找一个安身之所，寻找一个相对而言最不感到厌恶的政党加入进去，这也总比寂然一身地站在圈子外面要好得多。
现在我来说说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消极标准之下，我到底该处在什么样的立场之上呢？我可以让自己成为一名保守党党员吗？这怎么可能呢！他们既不给我吃，又不给我喝——既不能在智识上使我有所增益，又不能在精神上使我得到安慰。他们既不能使我感到中心愉悦，感到兴奋，也不能让我得到任何的启发。这个党派的人士——算了，我还是不去提他们的名字了——所共享的那种心理上的倾向，那种人生观，既不能增进我个人的利益，也不能增进公共的利益。从他们的政治纲领当中，我既看不到其最终目标到底是意欲何往，也没有看到要实现的理想在于何地，它与任何智识上的标准都格格不入，甚至就我们所已经达到的文明程度而言，它也不能或者不打算去防止迈向退化之路。
那么，我应不应该加入工党呢？表面上看来，加入工党是有着较大的吸引力的。但是，若然深入地仔细考虑一下，我就发现，这里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首先，工党是一个阶级党派，而这个阶级并非我之所属的那个阶级。如果我真是为了追求阶级的利益而加入党派，我应该追求我所属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在涉及这一类的阶级斗争时，除了某些热衷于此的捣乱分子之外，我和其他任何人没有什么两样，我那有着阶级属性的个人的爱国情感，是与我自己的生存环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我可能会受到从我的立场来看似乎是公平的、良好的那些观念的影响，但是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一边的。
但是，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不相信在工党内那些有识之士能够一直掌握着适当的控制权；有些人简直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但是正是这些人决定着党内的许多间题。如若党的控制权一旦为某一个独裁的内部团体所操控——而这并非不可能——这个政党就会为那些极左翼人士的利益代言。工党的这一支派颇不可取，我称之为“破坏派”。
在消极标准之下，我认为还是自由党比较起来是最有前途发展的良好工具，前提条件是它能一直拥有坚强的领导和正确的施政纲领。
但是，如果我们从积极的方面来考虑政党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从相吸的方面而不是从相斥的方面来看待政党时，那么，不论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党的策略上还是人选上，我们都会感到这个政党与其他任何政党一样，前景令人感到黯淡。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就各个政党而言，彼此乃是出于同样一个理由。19世纪历史上的政党问题，历历已成陈迹，而关于未来的问题，却方兴未艾，这些如今都尚且还没有成为政党问题，但是，却也已经越过了旧有的政党路线。
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问题、选举权问题、爱尔兰问题、自治领的自治问题、上院的权限问题、所得税与财产税的税率之差扩大的问题，国家财政收入在“社会改革”方面，也即疾病保险、失业与退休养老、教育、住宅、公共卫生等等的费用支出问题，所有这些自由党曾经为之努力奋斗的问题，或已经取得了成绩，或已经成为过往，或所有政党意见已经取得了彼此的一致。那么，除此之外，还剩下什么问题呢？有些人会说，还有土地问题。但是我却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其传统的形式之下，由于事实上的悄然变化，现如今在政治上已经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可言了。就自由党的传统施政纲领而言，我只看到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禁酒问题和自由贸易问题。这两者当中，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自由贸易问题仍然是一个当前重大的政治争议的焦点问题。有关自由贸易，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论调。一种是自由放任主义的论调，这种论调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与自由党的个体成员们心意相投的；还有一种是经济论调，这种论调的根据在于，各国使用资源的情况不同，各有其比较优势，如果听任其自由流动，可以互受其利，实现共嬴。关于自由贸易的原则，背后是有一套政治哲学为之铺陈的，但是现在我对这套哲学已经不再抱有什么信心了。我之所以相信自由贸易，乃是因为从长远来看，一般而言，这是唯一的在技术上正确、在理智上无懈可击的可取之政策。
但是，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自由党在土地、禁酒和自由贸易这三项议题上，即便对前面两个问题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明确的施政纲领，难道它就可以凭借这三个问题而实现长期的持续生存吗？作为一名自由党员，目前在对这些方面进行积极的论证尚且显得极为贫乏。那么，其他的政党在这些方面进行积极的论证上，情况又如何呢？
保守党始终是极端顽固派的发祥地。但是，就积极的意义而言，它所处的情况也并不见得就比自由党好到哪里去。在保守党内部，那些比较年轻的进步分子与一般的自由党员比较起来，无论是在政策上还是在观念上，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而所属党派之所以有别，常常只不过是因为偶然的气质上或过去的渊源上的关系。而过去的那些战斗口号， 现在其声音或者已经趋于低沉，或者早已湮没无闻。教会、贵族、地主利益、财产权利、帝国荣誉、勋业光耀，乃至啤酒和威士忌酒问题，所有这一切，都绝不可能再构成英国政治上的主导力量。
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要如何与环境的演化相适应，这是时代的一个重大问题；保守党应该如何对这样一个当前的重大问题贡献意见，进行解释，是需要多加留意的。困难在于，在伦敦和议会里的资本家巨头们，对于什么是保卫资本主义的新举措，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根本就没有能力来辨别清楚。如果旧式的资本主义在智识上能够保护自己，那么，长治久安是可以实现的，再过很多世代也不会被击垮。但是，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可称幸运的是，这样的希望尚且渺茫得很。
我认为，那种使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在精神上趋于腐朽的种子乃是源自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绝非资本主义自身的特征，而是从它的前身即封建制度继承而来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下的世袭原则。在财富和企业的管理经营方面代际承传的继承原则，正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事业的领导权会如此虚弱和无足轻重的原因所在。现在处在主导地位的人，其中太多是创业者的后代，是第三代人。要使一种社会制度趋于衰退，再没有比坚持世袭原则这个办法更为有效的了。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拿教会作为例子来加以说明，这是在我们一切制度中历史最悠久的了，它始终没有沾染上世袭的恶俗，而且是避之唯恐不及，所以这个制度才得以长期存在。
正如保守党总是有它的极端顽固派一样，工党内部也总是有这么一个“破坏派”为其羽翼——也可以叫它做雅各宾派（即过激革命派），或者共产主义者，又或者布尔什维克，只要你喜欢你可以任意叫它做什么。这一派所仇视或轻视的是现行的制度，认为只要推翻这些制度，就会取得极好的效果；或者至少可以这样认为，推翻现行的制度是获得极好的效果之必要前提。只有当社会受到压迫，在苦恼、忧郁的氛围之下，或者是对顽固派的统治产生反感时，像这样的派别才会有滋长荣发的余地。在英国，这一极端派别在人数上是极其微小的。可尽管是这样，在我看来，它的理论在冲淡了的形态之下也已经渗透到了整个工党。这一破坏派，普遍存在着极端的愤激和猜忌；不管工党的领袖们内心如何平和中正，他们要想赢得选举上的胜利，总是不能不对这样的情绪多少有所迎合。工党在实施其某种建设性政策时，就仿佛是在扬帆前进，而腐蚀船身、降低其适航性的蛀虫，在我看来，就是这种隐藏着的对破坏派的迎合态度。对社会上的那些有钱有势之人（甚至包括他们自已团体中的这样的人）抱持着仇恨、嫉妒之类的激烈感情，这样的氛围与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家的理想，是颇不相宜的。然而，作为一个成功的工党领袖，却不能不带着些粗扩、凶残的风格，或者至少在表面上要装出这个样子来。他只是表达对自己同胞的爱意尚且并不足够，他还必须要表露出对他的同胞的仇恨情绪才行。
那么，我对自由主义所要求的是什么呢？一方面，保守主义立场是颇为鲜明的。它的右翼是那些极端顽固派，这使它拥有了力量和激情；它的左翼是有教养、通情达理的保守自由贸易主义者，这些人堪称他们当中的“最佳典范”，正是这些人使保守主义在精神上、道义上提高了威望。另外一方面，工党的立场也是很鲜明的。它的左翼是那些破坏者，这使它拥有了力量和激情；它的右翼是有教养、通情达理的社会主义改革者，这些人是他们当中的“最佳典范”，正是这些人使工党在精神上、道义上提高了威望。那么，在这两者之间，尚且存在着可转圜的余地吗？是否还可以容纳一些别的什么吗？是不是说，我们在这里只要每个人都只需要自己考虑一下，是让自己成为保守的自由贸易主义者的“最佳典范”呢，还是让自己成为社会主义改革者的“最佳典范”呢？是不是这样考虑了之后，就算万事大吉了呢？
也许，这就是我们如何来找寻到归宿的一种办法。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中间是存在着可以容得下另外一个政党回旋之余地的。我们有极端的顽固派，也有另外一个极端的破坏派，他们两者会相互损害对方的建设。这个另外的党派对于阶级之间的利益须不感兴趣，为前途谋求发展之时，就不会受到上述两个极端派的影响。像这样的一个政党的理论和实践，大体上又该是什么样的呢？现在，我就自己所考虑到的来略加诠释一下。
首先，它必须要从过去的僵局之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在我观之，世易时移，现如今除了保守党的左翼之外，那些全心投注在过去那种旧式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人，现在已经找不到他们的位置了，虽然19世纪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就，这两种思潮是起到过伟大的作用的。我之所以这样说，并非是因为我认为这些理论当初处在发轫期的环境下就是错误的（如果我早生100年，我也会希望在那个时候加入这样的一个政党里去的），而是因为它们与现代的情况已经不相适应了。我们的施政纲领一定不能再纠缠于自由主义的那些历史争端了，而应该是针对那些当前的利害关系和当前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而不论它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政党问题。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即便颇罹非议或者遭受讥讽，亦当在所不惜。抱定这个信念之后，钡而不舍，那么，我们的集会就可以逐渐吸收群众，我们这个团体也就可以获得新生的力量。
二
我把当前的问题分成了五个方面：(1)和平问题，(2)政府职责问题，(3)性的问题，(4)毒品问题，(5)经济问题。
首先，且让我们抱着极端和平主义者的态度来谈谈和平问题。关于大英帝国，除印度之外，我看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在别的地区，就统治权问题而言，友好分离的进程差不多已经完成，这对有关的各方都有很大好处。至于和平问题和军备问题，现在我们才只是刚刚开始。我愿意为了和平的利益而冒险，就像过去我们为了战争的利益而冒险一样。但是，我不想冒下面这种形式的风险，即我反对在种种假设的情况下发动战争。我也是反对订立盟约的。把我们的全部武装力量都拿来保卫解除了武装的德国，使它不致受到军事力量正盛的法国的侵袭，这种态度是愚不可及的。认为我们在西欧将来的任何一场战争中都不会置身事外，这种假设也是没有必要的。不过，我赞成在国际仲裁和军备裁减问题上进行努力，即便冒着削弱自己力量的危险，也在所不惜，希望能够在这个方面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接下来要谈到的是关于政府职责的问题，这是一个沉闷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政府过去避之唯恐不及的很多任务，今后将不得不担负相应的责任。在这些方面，部长们和议会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尽我们之所能地将政府的职责分散、下放出去，特别要注意的是，要去建立半独立性质的团体和监管组织，把新兴的以及原有的一部分任务委托给这样的团体和组织。当然，前提是不能危害到民主整体的原则或者是议会的最终统治权。这些问题在将来的重要性程度和困难性程度，将不会亚于过去存在的选举权问题和两院关系问题。
我把一部分问题集结起来，概之以性的问题，它在过去并非是政党问题。因为这类问题在过去从来没有，或者很少成为公众讨论的题材。但是，在这一方面，现在一切都起了变化。现在的广大民众，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一类的题材，很少有什么别的题材被讨论得比它更加广泛的了。这一类题材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意义，它们一定会引起人们在意见上真实而又发自内心的不相苟同。它们当中有一些是与某些经济问题的解决有着紧密关系的。性的问题不久即会登上政治舞台，对于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参政权运动只是一个非常初步的开始，它不过是一些征候，在事态的表象之下，尚且酝酿着更深一层也更为重要的争论之点。
像控制生育、使用避孕药物、婚姻法、对性侵害和性变态的处理、妇女的经济地位、家族的经济地位等所有这类问题，法律和传统的现行立场仍然是中古式的，与文明的思想和文明的行为，与无论是受过教育还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私人相互之间所要谈论的事物，已然是全然脱节。有人认为，这类思想见识上的变化只是局限在少数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圈子，只局限在上流社会的一小部分人群之内，这真是自欺欺人之论。还有人认为，提倡控制生育或者修改离婚法律，会让职业女性们惊慌不已，对于这一类误解，希望将来不要再存在了。事实上，在这些职业女性们看来，这一类事物所体现出来的是新自由，是从最难以忍受的暴虐之政下获得了解放的标志。作为一个政党，如果能够在集会时公开、开明地讨论这类问题，就会使选民们产生新鲜而又生动活泼的兴趣，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又和每个人都想了解、与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皆有深切联系的那一类问题有了接触。
这些问题与那些难以回避的经济问题彼此紧密相关。控制生育，一方面关系到妇女的自由权利，另外一方面也关系到国家的职责，政府关心人口规模的大小，应该像对军队编制的增减或预算额度的多寡一样关心。女性工薪收入者的待遇和家庭工资收入的计划，不仅会影响到妇女的地位（首先影响到的是有酬劳动的完成，其次还会影响到无酬劳动的完成），而且还牵涉整个的关于工资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工资应当依照自由放任主义的传统理论，让供求的力量来决定工资的水平，还是应该在综合考虑各种环境因素之后，照顾到“公平”与“合理”的原则，对供求力量的自由调节逐步地加以限制。
在英国，毒品问题实际上只是局限在禁酒的问题上，尽管我还想把赌博也算在这个项目之内。我希望禁止销售酒精饮料、禁止把赌博作为职业，这样对于社会而言是很有好处的事情，但是问题并不能就此得到解决。那些烦恼丛生、倍受痛苦袭扰的人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他们时不时地有点安慰、有点兴奋，给他们点刺激和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既不损害健康，也不过度耗费的情况下，适当地放纵一下，狂欢一下，来一次节日庆祝的嘉年华会，而同时又严格地防止堕入在美国被人们称之为“瘾君子”的那一类人无法摆脱的悲惨境地，这样的情形能不能容许它存在呢？
对于这类问题究竟该如何处理，我不能坐等答案，在这里必须马上转到一切政治问题当中最为重大的那一类上去，也就是我最有资格来谈论的问题——经济问题。
美国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康芒斯教授，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变迁的早期阶段，他是最先认识到其性质的人之一。他把这个阶段分成三个时期，也即三种经济秩序，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的是第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稀缺时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乃是因为“缺乏效率，这是由于暴力、战争、风俗、习惯的缘故，或者是由于迷信造成的”。中间除了出现短暂的间歇时期，属于特殊的情况之外，在这个阶段，“个人自由降到最低的限度，而共产主义、封建主义或政府的控制达到了最高的限度”。这就是直到（比如说）15世纪或16世纪为止世界的正常经济状态。
接下来是丰裕时代。“在极端丰裕的时期，个人自由到达最高限度，而政府机构的高压统治降低到了最低限度，个人之间的交易代替了定量的配给。”从17世纪、18世纪开始，我们从经济匮乏的状态中艰难地走出了一条生路，进入了丰裕的自由之境，到了19世纪，仰仗自由放任主义和历史的自由主义的胜利，这个时代到达了光辉的顶点。自由党的前辈们，对于这个顺风顺水的时代总是常怀眷恋，这是不足为奇的，也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但是，现在我们正在进入第三个时代，康芒斯教授把它称为经济稳定的时代；把它看作“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以外真正可以择取的替代之物”，这的确是说出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在这个阶段，康芒斯教授说，“个人自由再一次降到了最低限度，之所以会如此，一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的制裁，不过这主要是通过经济制裁来体现的。这种经济制裁是通过社团、劳资协会、工会以及工商业者、工人、农民和银行业者的其他集体行动来实现的，这种集体行动有些是秘密的，有些是半公开的或公开的，也有些是公共裁决之结果。＂
在政治领城内，这一时代特征的极端形式，一方面表现为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表现为布尔什维主义。社会主义是没有提供出一条中间道路的，因为它同自由放任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经济力量的自由运动一样， 也是导源于丰裕时代的那些前提假设的；而报纸经济专栏的编辑先生们，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人类社会当中独一无二的一群人，他们残酷无情而又昧于事理，却依然摆出一副低眉顺眼的可怜相。
要从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转到一种其目的是社会公正与社会稳定、对经济力量加以控制与指导的社会组织，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政治上， 这一点都会引起巨大的困难。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真正使命，就是为这一困难问题去寻求解决的办法。
我们在煤炭工业上所面临的处境，恰好可以作为一个由当前流行的思想引起的混乱之实际例子，供我们从中汲取教训。一方面是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它们仍然追随19世纪的传统政策，这一政策所依靠的前提假设是供求力量的自由调节能够自己完成，而且也应该由它来完成对经济的调节。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仍然认为，或者不管怎么样直到一两个星期之前还认为，在自由竞争和资本、劳动力的流动性假设之下所发生的那些事物，在今天的经济生活中也确实在发生。
但是在另一方面，不仅是事实，而且舆论也向着康芒斯教授所称的经济稳定时代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工会所拥有的力量已然足够强大，完全可以干扰供求力量的自由调节，而舆论对于工会虽然怨怼不已，愤愤不平，但也生怕工会逐渐发展到危险的地步，对于工会的主要论点仍然表示赞同，认为煤矿工人不应该被称为残酷的经济力量之下的牺牲品，认为这种力量并不是由他们所发动，所以也不能让他们来承担这样的后果。
旧世界政党中还存在着这样一些观点，认为我们可以变更货币价值，然后任其自然地让供求力量来发挥作用，完成对经济的调节。这种想法，仅适用于50年前或100年前的情况。那个时候，工会尚且没有什么势力，经济世界的伟大主宰完全可以在发展的道路上横冲直撞，不受任何阻碍，甚至还能得到人们的嘉许和掌声。
我们的政治家所宗奉为金科玉律的那些陈腐浅薄的教条，其中泰半所依据的假设，一度也是正确的，或者是部分正确的，但是现在已经一天天地变得站不住脚了。时移世易，在新的时代之下，我们必须要去创造新的教条，新的智慧。而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今天还想有所作为，那就必须要做一些在我们的前辈们看来是离经叛道、自寻烦恼、凶险无比而又难以掌控的事情。
在经济领城内，这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得寻找新的政策和新的工具，以便我们可以与经济力量的运行相互适应，并从而加以控制，使这些力量不致阻遏与追求社会安定、社会正义的宗旨相适应的时代思潮。
这一政治斗争尚且处在发轫期，这一个时期会拖得比较长，斗争的形式也会多种多样，不过基本上应该会集中在货币政策这个方面，这整个现象其实并不是偶然的结果。因为对社会安定和社会正义最强烈的干扰，恰恰是由价格水平的波动引起的；对于这类干扰，因为经济丰裕哲学之影响，19世纪曾以相当满意的态度表示服从，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然大为不同。对现代思潮和现代制度而言，这类变动之结果已经再难让人领受；尤其是当官方还把它们当成一剂苦口之良药，药性之烈，较之于19世纪所服食的药剂让人更难以下咽之时，这就更使得我们感到不堪忍受了。
不知不觉之中，我们逐渐改变了对待经济生活的人生观，改变了对什么才是合理的，什么是可以忍受的等等之看法；但是，在这一改变过程中，我们所熟悉的技巧或者我们所秉承的陈腐之教条，却并未更易。这就会使我们感到痛苦和烦忧。
一个政党的施政纲领必须在实际事变的压力和刺激之下，以具体的细节逐渐地制订出来；要在事前加以确定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使用极其笼统的语句来表述。但是，自由党如果想要恢复其既往的力量，那就必须有一个态度、一种哲学、一个方向。我已经尽力表达了我自己对政治的态度；至于我在本文伊始处提及的那个问题——即我是不是一个自由党人——还是让别人根据我在上面之所述，来替我作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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