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红25军与陕北红军会师，从军事力量的角度来看，是加强陕北作战能力的提升。可在西北干部张秀山看来，也带来了流毒。
陕北的革命斗争是复杂的，军事上在谢子长、刘志丹当领导的领导下创建西北块根据地，分别是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特委以及红26军，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特委以及红27军。
红27军在1934年成立，在此之前西北正规主力只有红26军。
1934年的西北革命形势很好，两块根据地有更多联系，军事上也有更多协同。可北方代表、上海临时中央局听信一下人的汇报，认为陕甘边特委以及红26军为“右倾主义”，派朱理治、聂洪钧前来主持工作。
当时，西北成立工委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当选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留陕北统一指挥26军和27军。
朱理治、聂洪钧到西北工委驻地永坪镇，因为不了解西北地方和红军的情况，他们更多是听取郭洪涛的汇报，郭洪涛也曾经给北方代表、上海临时中央局联系汇报过情况，他们对西北问题的印象也可能更多倾向个人的汇报。
1935年9月，红25军抵达永坪镇，几千人的武装力量为陕北增加更多力量，按说根据地的发展更好。可红25军到来，让朱理治、聂洪钧等负责人对西北红军和特委处理似乎有了坚强的后盾。
不仅成立以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组建中央代表团，全面处理陕甘、陕北以及三个军的工作，也对西北工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进行右倾斗争的展开，一批西北工委干部和军事委员会干部受到不公待遇。
我们知道红25军来自鄂豫皖，是一支英勇的部队，但在鄂豫皖受到左倾冒险主义和军阀主义等的破坏。当国军大举进攻时，从鄂豫皖来到苏北根据地。张秀山说：也就带来了流毒。
此后西北工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撤销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刘志丹不担任军事负责人，改聂洪钧为负责人，25军、26军、27军各所编一个师，组建红15军团。
当时，红25军参谋长戴季英担任西北保卫局局长，情况不容乐观。此人过去在鄂豫皖就支持过这项工作，朱理治认为有经验，也有人反对，于是先任命副局长、代局长。朱在部署肃反工作指定后方郭洪涛领导，前方由聂洪钧领导。戴季英带领政治保卫局的人对西北干部进行审讯，他们大多数都是来自鄂豫皖，有这方面经验。
在审讯时，就像是对调敌人都用上酷刑，张秀山回忆自己都被打晕几次。有人曾经插手他的工作，戴说；按照鄂豫皖保卫局规定，审讯只能军事委员会负责人一人参加，书记是不能参加的。那时候鄂豫皖搞这样的工作，政治保卫局的权力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凡是要逮捕的人，谁都无权干预，甚至仅凭所谓口供就可以处决人。
从某种程度来说，朱理治对戴已经不容易控制了。中央抵达吴起镇时听到这样的情况，要求停止，对方不肯放人，朱理治当时弄得下不台。直到上级派王首道、贾拓夫带领工作组到来，才控制局面。
对于这段经历，朱理治后来也经常回忆和反思这段时期带来的影响。最终上级做出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将其撤职。他俩当时一个主持全面肃反工作，一个在前方主持，并给予严重警告。
可以说红25军到来，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史上的一大转折。在短暂的2个月里，陕北根据地受到来自内部的重创，如果不是在紧要关头中央抵达，那后方如何不堪设想。
张秀山回忆说：陕北的老百姓对友军印象不好，说是化装成红军来消灭26军。他们的机关枪都被收缴了，26军战士拿着大刀上前线被逼冲锋等等。虽然不客观，也不是事实，但从侧面反映出当时26军在25军来后到境遇。
这些问题都随着中央的到来才得到解决，而且在1942年和1945年的西北局会议上对此前西北问题进行定性。解放后也有人申诉，最终在1983年西北干部第四次关于陕北问题召开座谈会，最终解决问题，这里面也有人依然有异议，但是非问题，路线问题等解决，关于个人情况，也应该有人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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