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被捕后，指认一名新四军女兵：她也是国民党，是我上司|军统|田青

1941年夏，苏中根据地刚经历一轮日军“扫荡”，田埂上仍散落着弹片。战地服务团驻地内，上海名校毕业的田青正带领学生整理抗日宣传资料——她刚带着200多名进步学生抵达根据地不久，这些知识分子是政权建设与军队宣传的重要力量。

锄奸科干部周志远走进来，神情严肃却不失礼貌：“田青同志，师部有情况需你协助核实，请跟我走一趟。”

很快田青被带走的消息在驻地引发议论。这批上海学生大多是被田青的抗日演讲打动而来，一路突破日军封锁才抵达苏中。有人不解，有人担忧，但在敌后战场的特殊环境下，日伪特务常以进步青年身份渗透，锄奸工作事关根据地安全，没人敢随意评判。

田青此前在战地服务团表现积极，编写的宣传材料在连队中广为流传，不少战士都对这位有文化的女同志印象深刻。田青被安置在师部附近的群众家中暂住，生活待遇与普通战士一致。

此时，三公里外的临时审讯点内，刚被抓获的特务黄特正急于“戴罪立功”。他供称自己是军统苏北站成员，而田青是其直接上级，“以学生领袖身份为掩护开展特务活动”。黄特随身被搜出加密电报底稿，这一物证让他的供词在初期具备了初步可信度。

黄特于三天前在泰兴县境被新四军哨兵捕获，当时他正试图与伪政权人员接触。据其供述，田青1940年起就在上海组织“学生团体”，名义上宣传抗日，实则为军统搜集新四军动向；此次带领200名学生投奔根据地，是为“全面摸清我方兵力部署与后勤据点”。这一指控牵动全局——这些学生已被分配到各连队担任文化教员，部分还参与战地通讯工作，若情况属实将造成严重隐患。

锄奸科立即将情况上报至新四军第一师师部。时任师长粟裕正在部署反“扫荡”作战，接到汇报后当即指示：“锄奸工作必须坚持‘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走一个坏人’。” 他命锄奸部部长汤光恢牵头成立调查组，强调“以证据为核心，结合上海地下党线索开展核查”——这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明确的锄奸工作原则，旨在避免内部猜忌与冤假错案。

调查组按分工展开工作：一路由专人携带田青的相关资料，通过地下交通线前往上海，对接地下党组织核实其社会关系与活动轨迹；另一路对200名学生逐一进行背景核查，重点询问投奔新四军的动机与过程；第三组则围绕黄特供词中的“联络地点”“工作方式”等细节，在泰兴、如皋等地展开实地调查。田青在暂住期间积极配合，主动提供自己在上海的活动经历与学生动员情况。

一周后，上海地下党的核查报告通过秘密渠道送达师部：1940年秋，田青因组织学生印发抗日传单，被日军列入通缉名单，此后在苏州郊区隐蔽三个月，期间由地下党负责掩护，与黄特供称的“接头时间”完全冲突。学生们的证词也高度一致，均证实是受田青抗日主张感召而来，未发现任何异常联系。同时，黄特提及的“上海联络点”，经核实早在1939年就因地下组织暴露被日军破坏，相关细节纯属虚构。

汤光恢亲自主持对黄特的复核审讯，将地下党证明、学生证词及实地调查记录逐一摆在其面前。“1940年10月你在南京接受军统任务，田青当时在苏州躲避搜捕，你们如何建立上下级联系？” 面对铁证，黄特的供述开始自相矛盾，从最初的笃定逐渐转为慌乱。当被问及与田青的具体接触细节时，他更是语无伦次，无法给出合理说明。

在证据链的压力下，黄特最终坦白诬陷真相。经查，黄特伪装进步青年混入上海抗日团体时，对积极活跃的田青产生好感并试图表白，遭到田青以“国难当头先尽报国之责”为由拒绝。被捕后，他深知随身携带的加密电报底稿足以定罪，遂编造田青是其“上司”的谎言，妄图以“揭发重大特务线索”换取宽大处理，同时借机报复被拒之愤。其供词中的所谓“工作细节”，多是从日伪报纸及谣言中拼凑而来。

调查同时证实，黄特确实发展了一名下线，即与田青同批来的女生刘年。黄特利用刘年思乡心切的心理，以“转交家乡亲友信件”为由，让其传递过几封夹带有特务信息的邮件，刘年对信件真实内容并不知情。所谓“200人特务组织”纯属子虚乌有，黄特供出的“骨干名单”，经比对与上海某中学学生名录高度重合，系其随意抄录编造。

真相查明后，黄特因特务罪证确凿且蓄意诬陷革命同志，在狱中自缢身亡。对于刘年，考虑到其确系被蒙骗且未造成实质危害，经批评教育后，被安排到后方医院从事护理工作，接受组织进一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