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春天，中国银行在做历史账户清理时，被一个沉睡三十年的“死户”难住。账面只有一句备注——“代周总理存”——金额却高达一万二千英镑本息合计数十万元。负责审计的年轻员工先是一愣，随即脱口而出：“这是谁的钱？”值班主任只回了一句：“查！”
翻出尘封卷宗，几份薄薄的信件让线索浮出水面。原来，钱是1967年汇入的，汇款人匿名，落款仅写“敬爱的周总理”。按规矩，审计报告得附时间链，于是记录笔直指向那个动荡的1967年。
那一年2月，刘本堃、刘道蕊夫妇在伦敦匆匆卖掉仅有的一套公寓，所得正好1.2万英镑。两人把钱装进牛皮纸信封，又加了一封手写短笺，不留姓名，只言“盼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然后，他们把信封递到驻英使馆，请求转交北京。如此举动，在当时听起来近乎传奇。
有意思的是，公寓是半价出售的。临行前夕，买家还想再压价，刘本堃只丢下一句话：“快成交，我得赶船。”出手的爽快，为的是尽快回国。彼时的英镑对人民币比价约1∶6.86，这笔钱折算超过八万元。要知道，当年普通干部月薪不过几十块，就连总理月工资也不到四百。
三月初，信与汇票一同抵京。周总理阅后立即圈批：“精神可嘉，个人积蓄，国家不能收。速查退还。”批示传到人民银行，专门开了账户，准备原数奉还。遗憾的是，留英旧址早已人去楼空，退款之事一拖再拖，居然拖到世纪之交。
钱退不回去，便得弄清缘由。顺着档案继续深挖，刘本堃的履历渐渐清晰——1913年生于天津，1933年考入清华经济系；战火爆发后辗转闯荡金融界，1943年奉调伦敦中行分行。抗战尚未结束，他已在异国维系汇兑，为国内筹措急需的外汇。
1949年，伦敦分行一度准备将巨额外汇转往台湾。关键节点上，刘本堃联合四名同事，抢先把资产转入临时户头，并声明归属北京新政权。那笔资金后来被完整接收，成为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可以说，他已用行动表态过一次。
与他并肩的刘道蕊，原名Dorothy May Smith，是分行打字员。两人在战后不久结婚。1957年，这位英国姑娘做了一个大胆决定——申请放弃英国国籍，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英国移民官对她说：“你真的想好？”她回答：“Yes，China is my home now。”短短一句，却下定终生立场。
归国的愿望压了整整二十多年，直到1967年，夫妇俩终于踏上昆明湖边的石阶。国内生活条件并不宽裕：老式帆布鞋磨破，沙发弹簧塌陷，可他们始终不提个人困难。有人好奇：“当年那笔英镑值不少钱，何必匿名捐？”刘本堃淡淡一句：“钱带不进墓地，带进建设现场才有价值。”
时间来到1988年，中行内部总算联系上两位老人。工作人员登门递上退款单，被婉拒。“既已交给国家，再收回来像什么话？”刘道蕊笑着摆手。双方协商后，他们提出折中方案：本金留作专项基金，利息每年奖励业务先进的青年员工。基金被命名为“刘本堃优秀青年奖”，沿用至今。
审计报告最终呈到总部，结论只有两行字：资金来源清晰，使用去向明确，无违规可疑。材料交卷那天，值班主任换了口气：“算是给总理的批示有了交代。”短短一句，却让旁人心生敬意。毕竟，从伦敦公寓到北京账户，跨越三十年的来回，只为遵守一句“国家不能收”的批示。
回望这条时间轴，周总理的谨慎、银行系统的坚守，与刘本堃夫妇的执拗，相互映照，形成了难得的合奏。钱留在账上，故事写进史册，而在夜深人静时，那张批示仍旧静静躺在档案袋里。它提醒后来人：金融数字冰冷，背后却有人把理想看得比数字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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