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春，赣江水位渐涨，南昌市郊外的工地依旧机器轰鸣。省里最新的化纤厂样板车间刚刚封顶，躺在省人民医院病床上的邵式平却再次要求秘书把最新进度表送到病房。医生量完血压后摇头提醒道：“血压太高，再劳心可不妙。”邵式平回应一句：“工程不能掉链子。”短短七个字，几乎耗尽他的气力，却也展现了他对江西工业化的执拗。
追溯到1949年5月南昌解放那天，邵式平跟随南下大军踏进久别的故土。对许多干部来说，那是胜利归来；对他而言，更像接下一份沉甸甸的托付——要让这片苦瘠省份迅速补上现代工业和城市基建的缺口。省人民政府组建后，他出任主席，把原本给自己留的休整时间全部压缩到三天，然后便把办公桌搬到了南昌市工务局，盯紧市政蓝图。
第一批市政工程中，八一大道和井冈山大道的走向曾引起多方争议。有人嫌征地费用高，有人担心拆迁矛盾。邵式平拍板：“道路是未来二十年的骨架，宁可今天多花力气，也别让后人再打补丁。”修路之外，他要求高架水塔、污水暗渠同步规划，“城市不是堆房子，是让人舒心生活的地方。”这是他在一次所领导的现场会上对市长说的话。
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城建文件夹夹层里还藏着两张皖南、湘北的工业布局示意图。邵式平认定，江西要从农业省转向工农并重，就必须先把交通动脉和能源点位织进工业网络。于是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江西拿到了六项国家重点工程名额，上海设计院的专家记得他拍着图纸强调过：“项目来了，服务体系也要一起种下。”
为了让工业学校与企业配套，他在1954年主持的教育座谈会上提出“半工半读”概念。“把学生置于机器旁，毕业就能顶岗”，与会教师起初担心教学质量，他却举例说苏联培育技术员的做法，并承诺发放学杂费补贴。事实证明，江西工学院和劳动大学的模式确实在后续关乎冶金、机械、造纸等行业的用人高潮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工作节奏高速运转，身体却悄悄报警。1961年隆冬，他在赣南巡查糖厂收购时突感胸闷，临时找个木凳坐下。身边干部建议立即返程，他挥手拒绝：“蔗农等着结账，再撑一会儿。”结果拖到次年，他已被确诊为冠心病并发高血压。当时许多同志劝他调往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名医、设备都更齐全。方志纯来看望时说：“老邵，江西离不开你，但也不能把命丢在这儿。”邵式平苦笑：“省长一生病就往外省跑，百姓怎么看？我不走，咱省医院也能请到专家。”
就这样，国内心血管领域的知名教授陆续被请到南昌会诊，药物和设备也通过多方渠道运来。有人统计，为给他会诊的中央专家累计六十余人次，而他本人只从病房里挪到隔壁会议室一次——那是讨论省属企业节能改造方案。护士提醒他休息，他低声回答：“多节约一度电，就是对百姓多负责一分。”
病情加重的那年夏天，省里拟定让他暂离岗位休养。他在常委会上直言：“趁我还能说话，把后两年的工业、农业、教育计划先定准，做到桌上有图、账上有数。”会上，他将发展侧重点进一步调整：采矿和有色冶炼北移，赣州、抚州主攻林业深加工，景德镇则引进轻型机械与陶瓷联合生产线。这些部署后来被证明推动了江西产业链的雏形成型。
1963年冬，化纤厂第一台试车机开动。当晚，院方值班护士看见邵式平握着报喜的电话，眼眶湿润，“终于动了。”这句话一半给项目，一半给自己。然而身体已岌岌可危。1965年3月中旬，北京再度来电邀请他转院，他摇头：“时间来不及了，留下资料比挪地方更要紧。”不久，他在南昌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五岁。
邵式平留给江西的不仅是道路、厂房、校舍，还有一整套逻辑：抓城市骨架、建工业支点、办技术教育，一个环节也不能缺。从他住院坚持本地治疗到数十位专家远赴南昌，人们看见的并不是个人意气用事，而是领导者“怕群众不便、怕干部养成依赖”的克制。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这份克制与担当，既沉重又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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