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中旬，湘北春寒未退。74岁的谢觉哉在颠簸了一昼夜的长途车后，抵达阔别三十年的宁乡老屋。门檐下还挂着当年离家时留下的竹风铃，叮当作响，却惊不起他的兴致。他披了件旧呢大衣，低声向随行人员交代：“歇一歇，就去观音阁村。”身边的医生摇头，担心路途泥泞；谢觉哉止住劝阻，“拖不得，老太太年纪大了。”
观音阁村距谢家不到五公里，一条狭窄山道蜿蜒其间。谢觉哉一早便打算去拜望的“老太太”，正是早年战友何叔衡的遗孀易氏。自1927年丈夫离家后，易氏便带着残破家什辗转乡间，白天躲债兵、夜里听檐雨，日子苦若黄连。谢觉哉在延安就打听过她的境况，多次计划回乡探望，总因战事、政务推迟。此次终于踏上归途，他格外急切。
偏偏命运又开玩笑。当天夜里，易老太太因积劳成疾，辗转咳血而逝。第二天辰光刚亮，村里报丧人匆匆赶到谢家。老人定住，双手紧握靠椅扶手，半晌才吐出一句：“为何不能和她再见一面……”几字含恨，屋里众人默然。
易氏是谁？答案得从半个世纪前说起。1904年，宁乡四条青石巷口聚了四位秀才：谢觉哉、何叔衡、王凌波、姜梦周。因都留着长须，被乡人戏称“宁乡四髯”。那年，他们在云山书院对天盟誓，誓词只有八个字：读书救国，誓不苟安。书院课桌粗糙，但思潮翻涌。谢、何二人最激进，反八股、倡白话，引得县衙私访，差点被逐出学宫，却让一群贫寒弟子获得新眼界。
1917年，新民学会成立。何叔衡写信给谢觉哉，“润之极可敬”，字迹锋利。谢觉哉细读信页，红烛尾火摇曳，他暗自断言：旧学终需推倒。八年后，谢在何、姜两人介绍下入党。两位旧式秀才，从此换上布衣长衫，奔走于湘江、汉口与上海弄堂。1920年，湖南驱张成功，省通俗教育馆落到何叔衡手里，他第一时间把谢觉哉拉来办《湖南通俗报》。报纸改版的第一篇社论，谢觉哉只写了六十三字，却把“劳工神圣”四字置于首页正中，一石激起千层浪。
报纸发行量狂涨，也惊动了长沙新军阀。馆长和总编辑职位被撤销，两人淡然离去，转身就投身农运。有人在茶馆感叹：“这两个文人，闹腾得凶！”其实更凶的还在后面。1931年秋，两人潜入中央苏区，参与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三年后，红军主力踏上长征。中央决定何叔衡留守南方，坚持游击。出发前夜，何叔衡在山脚柴屋里烧一锅酸菜肉，还倒了一碗自酿米酒，他俩无言对坐。临别，何叔衡取下怀表、递过一把三寸钢刀，说：“路远，你带着，记得时辰，也记得防身。”谢觉哉没说谢，只把表塞进贴身口袋。
1935年4月22日，福建水口枪声骤起，何叔衡中弹牺牲。噩耗传到陕北窑洞，谢觉哉面白如纸。此后十年，他把那块怀表上的玻璃擦得锃亮，却再没听过滴答声——表针停在叔衡遇难的时辰。
易老太太的苦楚，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抗战、内战、土地改革，她一度躲进深山石屋，靠野菜度日，不敢与外界通信，生怕牵连党组织。建国后，地方政府几次想接她进城，她只摆手：“我就守着叔衡的衣物。”谢觉哉在北京听闻，几次托人送布匹药材。老人始终惦记亲自探望，把这件事写进日记，旁边画个小圈提醒。
雨仍下着。易氏灵柩停在堂屋正中，棺板上覆盖一块旧蓝布，角落缝着补丁。谢觉哉虽被医生劝阻，终究没能涉水前往。他坐在窗下，提笔写挽联，手指微颤，墨点溅落宣纸。
上联：同赴革命志在青云，夫已捐躯名垂竹帛 下联：独守空山艰难二十年，母亦威武心若磐石 横批：忠义双全
悼词不足百字，却句句如锤。秘书吉世霖抱着挽联和悼词奔走山道，肩头湿透。灵前还有一张泛黄纸条，是何叔衡当年离家时写给妻子的——“倘能生还，相守山田；倘若身殁，魂寄湘山。”吉世霖抄录后带回。谢觉哉细细端详，嘴里低低重复那三字：“魂寄湘山。”说罢，又陷沉默。
谢觉哉对何叔衡遗孤的照顾，从未间断。1929年，何实嗣在上海成婚，他掏出六块大洋，“买件衣裳留念。”新娘泣不成声。1938年，何实山随工作队赴新疆，他叮咛：“沙漠苦，提前把难处想足。”临别，他半开玩笑：“回来要是带了一身蚤子，算你真蹲到牧区去了。”几句俚语，胜过千言。
1960年代，两姐妹每到北京，都要进府邸探望。谢觉哉行将就木，仍执意询问她们的孩子是否入学、工作是否顺利。1971年夏，他已听不清人声，王定国伏耳提醒：“实嗣和实山来了。”老人嗫嚅着，发出极轻的“嗯”字。那之后，再无言语。
易老太太下葬那天，宁乡一带细雨霏霏。没有哀乐，只有竹林被风撕扯的沙沙声。谢觉哉在日记里写下：“未能再见，憾矣。然志存则人存。”整页纸，只这一句，或许是他给自己，也给战友家属，留下的最后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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