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中期,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转折阶段,许多被压抑的正义和情感,开始在拨乱反正的浪潮中慢慢复苏。这一年,距离贺龙元帅含冤逝世已经过去了六年,这位为革命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终于迎来了告慰英灵的时刻。
直到1974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这场沉冤才终于有了昭雪的希望。1975年6月9日,也就是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日子,中央决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骨灰安放仪式。起初这场仪式被定为“内部安放”,还有“六不准”的限制,直到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写信申诉,周恩来总理亲自干预,才改成了有悼词、有花圈、有哀乐的正式仪式,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抱病出席致悼词。
当时的洪学智,情况也并不顺遂。这位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将领,之前因受冲击被下放到吉林农场劳动,1974年才刚恢复工作,担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主管当地的工农业生产。他和贺龙虽然早年分属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早已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贺龙的耿直无私、嫉恶如仇,让同为军人的洪学智打心底里敬佩。
就这一句话,道出了一位老军人的赤胆忠心。他没有惊动组织,也没有动用公家的资源,悄悄让秘书买了一张从长春到北京的硬座票。那趟火车咣当咣当跑了十四个小时,这位曾经指挥过几十万大军后勤的志愿军副司令,就那样挤在普通车厢里,一路颠簸着赶往北京。到了北京后,他也没去住招待所,而是借住在总后营房部一个副处长家里,尽量不引人注意。
6月9日下午,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庄严肃穆。周恩来总理不顾医生劝阻,抱病来到现场,对着贺龙的遗像深深鞠了七个躬,全场的人都跟着一起鞠躬,这在我国殡葬仪式上是极为罕见的场景。洪学智站在人群中,看着贺老总那张熟悉的遗像,想起了革命岁月里的点点滴滴,眼眶不由得通红。他跟着仪式流程,向这位敬爱的老领导深深鞠了三个躬,没有多余的言语,却把所有的缅怀和敬意都融进了这鞠躬里。
仪式一结束,洪学智没有在北京多待一分钟,也没有去拜访任何老上司、老战友,转身就买了返程的车票。他心里还惦记着吉林的工作,当时厂里的化肥产量上不去,他着急着回去解决问题。这一趟往返,所有的路费都是他自掏腰包,没有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后来有人说,洪学智这一举动是拿身家性命做赌注的“表态”。在那个还不算完全明朗的年代,公开悼念一位刚恢复名誉的元帅,确实需要不小的勇气。但对洪学智来说,这从来不是什么“表态”,只是一位老兵对老领导、老战友最纯粹的情谊。他后来在遗嘱里特意交代,自己的骨灰要一部分安放在八宝山,正好对着贺龙元帅安息的地方,这份跨越生死的革命情谊,直到最后都没有割舍。
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之后越来越多受迫害的老同志得到了平反。而洪学智自费返京鞠躬的故事,却成了那段特殊历史里最温暖的注脚。革命年代的情谊,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危难时的坚守,是逆境中的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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