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初，辽南的夜还带着春寒。战斗刚停，满是泥浆的公路旁堆着缴获的汽车，新一军112团汽车连的司机郑国良被带到队列前。负责甄别的干部问他：“会不会修车？”郑国良点头，一句话没多说。第二天清晨，一位个子不高、目光沉稳的将领来到停车场，顺手拍了拍一辆吉普的引擎盖：“小郑，跟我走吧。”这位将领便是第六纵司令员洪学智。就这样，昔日国军司机成了解放军战士，而两人之间的情谊，也从这一声极简的招呼开始。
辽沈战役期间，吉普车常被当作前线机动指挥所。炮火最凶的锦州城南，郑国良踩足油门冲过封锁线，车身被弹片撕开口子，洪学智的帆布挎包却完好无损。洪学智回头看了看那道长口子，只说了三个字：“记大功。”一句轻描淡写，却让郑国良守了一辈子的承诺——凡是首长在，他就得把车安安稳稳地开到终点。
1950年10月，朝鲜战场初雪未融。洪学智时任志愿军后勤司令，抢修公路、运送弹药，全靠汽车连穿梭山谷。一次夜行，敌机投下照明弹，山道瞬间如白昼。郑国良猛打方向盘，把车钻进树丛躲过扫射，洪学智压低声音：“命大，不错。”短短七个字，郑国良却听出了信任，从此提起油门就像守着家里老父亲。几个月后，车上还坐过洪学智的妻子张文与小儿子洪虎，山坡积雪不断塌落，郑国良硬是连人带车推了出去。后来他常对朋友说：“那是把命攥在手里给首长用。”
志愿军回国后，各部复员重建。郑国良调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洪学智则在北京、南京之间奔忙。1960年3月，中央一纸调令把洪学智安排到吉林省农业机械厅工作。正值寒潮，洪学智带着两个女儿乘绿皮车北上，生活拮据到连煤票都得精打细算。5月21日，他正式赴任厅长。不到一周，郑国良带着几卷报纸和一袋玉米面上门，什么话也没多说，先把米面搬进灶间。张文端起搪瓷缸倒水，郑国良憨憨一句：“首长放心，路熟，我常来。”
那个年代探望老上级绝非易事。洪学智明白，只要老郑出现，就意味着外面形势没让人胆怯。一回深夜，院门响动，洪学智披衣出去，月光下是故人，他轻声叹道：“你小子还是敢来。”郑国良只笑不语，把一包黄豆塞到老首长臂弯里，转身便走。黄豆被分成几份，除了寄给在北京上学的孩子，洪学智又送给厅里几名工人，只留了小半袋做豆豉。豆香飘进邻里，筒子楼的炊烟也淡了些苦味。
1962年7月，洪学智调任省重工业厅厅长。单身宿舍里煤炉子呛人，他盯着漫天黑烟，转头吩咐基建处：想法子装烟道。处长为难，他抬手指着窗外：“你们是管建设的，连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计划？”不到两周，简易烟道安装完毕。老人家没再提这事，却把第一个月工资分出二十元塞给司机张守信，那正是张守信半月收入。张守信愣着不接，洪学智摆手：“拿去，孩子要长身体。”一句话，说得他鼻子发酸。
几十年风云散尽，2003年，洪学智在北京完成《洪学智回忆录》终审。定稿那天，秋灯如豆，他合上书稿，抬头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长春的老郑头，得给他寄一本。”语气平常，却没人敢怠慢，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不仅是将军对昔日老部下的挂念，也是对那段日子一种无声的道别。
书寄到长春时，郑国良已退休多年。老伴赵国荣替他拆开邮包，硬质封面映出黑白照片，郑国良指着照片上那张熟悉面孔，含糊喊了两声，听不清字句，却能看出他的兴奋。赵国荣把书捧进玻璃柜，嘴里念叨：“这是家里传代的东西。”说这话时，她想起那些昔日在长春老房子里喝过的高粱米粥，想起积雪未化的山道，也想起丈夫年轻时握方向盘的手劲。
2006年11月20日清晨，北京小雪。洪学智在医院平静辞世，享年九十四岁。消息传到长春，郑国良已患脑血栓五年，连亲人都辨认不清。但那天，他突然激动，眼角湿润，断断续续发出呜咽声。赵国荣贴耳细听，只捕到一个词：“首长……”眼泪顺着老人布满老年斑的脸滑落，床头的回忆录轻轻合着，灯下显得格外沉静。
同年冬末，新四军时期的警卫员苏柏、老警卫孙久环相继离去，地点一在长春，一在哈尔滨。熟悉洪学智的人唏嘘：这些老兵像是在岗的哨兵，等到首长最后一次点名，才肯收队。没有隆重的告别仪式，也没有轰鸣礼炮，几封简短电报，划上了他们守护一生的句号。
依照遗愿，洪学智骨灰撒在安徽金寨山野。2008年，烈士陵园里立起纪念碑，840平方米的场地不算大，却足够陈列一位两度上将的战功。碑前常摆着几束白菊，偶尔也有游客留下一本回忆录。翻开扉页，书角被细细包好，像当年那袋黄豆，朴素却厚重——这是洪学智、郑国良以及所有老兵共同的印记：战场换了模样，老同志的情谊没有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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