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夏的北平仍透着春末的风凉，车站月台却一派热闹。火车尚未完全停稳，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已快步迎向车门，车厢里那位步履稳健、面带微笑的老人正是海外闻名的南洋侨领陈嘉庚。人群自动让出一条通道，他拄着手杖，朝迎接者微微颔首，显得格外从容。
两天后，在香山双清别墅的客厅里，陈嘉庚与毛主席再次相对而坐。茶水冒着热气，窗外初夏的蝉声断续。老人开门见山：“延安一别，说好的两件事，我都做了。”毛主席放下茶杯，点头示意。短短一句话，将时针拨回七年前那个硝烟未散的年代。
1937年卢沟桥枪声响起，远在南洋的华侨社区立刻沸腾。陈嘉庚联络新加坡、马来亚各埠侨团，三天之内筹出第一批巨款；一周后，“南侨总会”挂牌，他被推为主席。一封电报写得直白：“救国，不计代价。”此后短短两年，总会募集的现款与物资折合逾三亿银元，从海上、从滇缅公路源源运进内地。
紧跟资金而来的，是人。滇缅公路刚修通，驾驶员奇缺，西南运输公司向海外呼救。陈嘉庚贴出招募启事，亲自到乡镇巡回演讲。半年里，他送出十五批华侨机工共三千余人。欢送会上，他拍着一位二十岁车手的肩：“路险，人心更险，别退。”年轻人只是憨笑，转身拎起扳手便上了船。
财力、人力双向下注，南洋华侨的声势令日军恼怒。1942年2月，新加坡岌岌可危，日军在电台公开悬赏百万抓捕陈嘉庚。友人再三催促，他才深夜乘小艇离港。随身只是简易行囊与一小包氰化钾——落到敌手，绝不受辱，这是他的底线。
几经辗转，他在爪哇玛琅隐居。湿热的空气、单调的食物、无处不在的宪兵盘查，日子紧绷得像上满弦的弓。有一次日军突击搜屋，误把隔壁荷兰军医当成目标，陈嘉庚才侥幸逃过。他对照顾自己的黄丹季叮嘱：“若真被捕，别冒险救我。”话虽轻，却透出决绝。
同一年夏天，他暗中把最后一笔义捐三百余万元全部汇往中国西北——目的地不是重庆，而是延安。事实上，1940年那次回国考察，他已在心理上完成选择。蒋介石用八万元办欢迎宴，席面繁华；延安则用一锅白菜、一碗咸菜和借来的鸡汤接待。对比之下，高下立判。与毛主席彻夜长谈后，他答应两件事：劝蒋介石团结抗战、向海外澄清共产党真相。
回到重庆，他立即直言劝蒋：“团结才有胜算。”蒋介石面色凝重，只以“我自有主张”应付。随后，陈嘉庚取道香港、仰光回新加坡，在多场侨界集会上复述延安见闻：八路军纪律严明，共产党真心抗战。有人担忧得罪国民政府，他挥手道：“凭良心说话，天经地义。”这便是他对毛主席的第一个承诺。
第二个承诺则更为直接——资金与物资向延安倾斜。自1941年起，送往陕甘宁的药品、军装明显增多，甚至包括两辆汽车。毛主席没留车，一辆给朱德指挥前线，一辆分给董必武等老同志使用。国民党情报部门得知后恼火，却无可奈何，只能在报纸上冷嘲热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陈嘉庚终于脱去伪装，重返新加坡整理战时账目。四年后，中国内战大势已定，北平解放。毛主席发来电报，言辞恳切：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需要海外侨领参与。电文十几行，分量极重。陈嘉庚当即决定北上，他说：“祖国新局面，我得亲眼看看。”
于是便有了香山别墅那场对话。“先生，一路辛苦。”毛主席先开口。“为国而来，哪算辛苦？”陈嘉庚答。随后两人谈及侨务、教育与未来经济建设，从午后一直讲到夜灯初上。周恩来推门提醒用晚餐，才算告一段落。
9月，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陈嘉庚当选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南侨总会完成历史使命随即宣布结束，他把精力转向厦门大学与集美学校的扩建，并着手倡议成立华侨投资公司，为日后侨资回流探路。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北京。周恩来率朱德等人执绋护灵，专列将遗体送回集美。追悼会上，花圈密布，挽联简洁——“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个字，将他半生奔走与坚守写得干净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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