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6日，北京城下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火车站月台冷风嗖嗖，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裹着旧呢大衣缓步下车，他就是仇鳌。接站的是田家英，年轻的湖南口音在寒气里听得分外清晰：“主席已经安排好住处，咱们先去北京饭店暖和暖和。”老人微微点头，眯眼望向北方——那是中南海的方向。
抵京第三天，毛泽东从莫斯科归来。傍晚，车灯划破积雪，黑色吉普稳稳停在颐年堂台阶前。门开处，毛泽东先一步跨出，摘下帽子，迎着寒风大声招呼：“亦山先生，久等了！”一句“亦山”，用了仇鳌的字，足见心意。老人刚欠身，毛泽东便抬手扶住：“慢些，北风硬，别滑了。”
屋内火盆正旺，几位湘籍老友已在座。毛泽东随口调侃：“今天不谈公事，只吃家乡味。辣椒准备足不足？周恩来他们可吃不来。”众人哈哈。仇鳌递上蜡封麻菌：“乡下带的，润之你爱吃。”毛泽东接过，“盛情难却”四字说得干脆。
觥筹交错间，毛泽东忽提二十七年前的往事：“当年船山学社那场争论，要不是先生一句‘中梁柁下’，怕是自修大学早就胎死腹中。”他举杯示意，“这杯酒，敬那一剑之情。”仇鳌不再推辞，仰颈饮尽，只吐出一句沙哑的“值了”。
饭后散坐，毛泽东问起身体。仇鳌自嘲“半肺残躯”，笑声却爽朗。主席不接茬，反把话题引到人才：“物资短，人才更短。您老可不能真做隐士。”老人摆手说病，毛泽东轻轻一拍椅扶手：“挂名也行，会开得烦就提前退场，没人拦。”这一句带着半分玩笑，半分决心。仇鳌望着炭火，沉默片刻，“那就豁出去陪你折腾。”话落，两人相视，俱是大笑。
进入1950年，朝鲜局势骤变。10月初的一天，毛泽东把仇鳌叫进书房。地图摊开，鸭绿江被铅笔圈得发黑。主席问：“守江，还是过江？”老人迟疑，说出“边防为宜”四字。毛泽东点点头，把利弊摆给他听。仇鳌担忧“无宣战不合规”，旋即想到“自愿军”说法，笔走龙蛇写出两个大字：“自愿”。毛泽东低声念，一遍又一遍，忽而提笔改了一个偏旁——“志愿”。老人看后啧啧称妙：“润之此改，比多带一个师还管用。”
1951年7月，仇鳌抱病伏案，给毛泽东写了十六开长信，直陈“贪腐蔓延之虞”，字字如针。信投邮后，他夜不能寐，怕自己言辞过猛。十天后，中南海回电只有一句：“共产党就需要你老这样的诤友。”同年冬天，“三反”运动全面展开，八百多万名干部接受审查。天津刘青山、张子善被枪决的那天，仇鳌听到消息，只轻声说：“动真格了。”
1952年春，毛泽东再宴仇鳌。老人步履更慢，却坚持不用搀扶。席间，毛泽东谈起运动进展，话锋一转：“制度立住，人心就不飘。”仇鳌点头，又提醒：“可别忙完一年，来年松劲。”主席把酒盏轻轻放下：“放心，锣鼓一响，不会只打一遍。”
之后几年，仇鳌多次进出北京，却始终保持“半公务”状态——开会，建言，然后回汨罗老屋种花种竹。有人问他图什么，他笑答：“毛润之喊我，我就来；没事，我就回去喘气。”
1954年，老人病势加重，无法再远行。临别电报，他写道：“不日或相见于汨罗江畔，或长诀于云水之间，皆平常事。”毛泽东复电，简短到只有四字：“多保重身。”这年深秋，仇鳌病逝家中。噩耗传京，主席沉默良久，对身边人说：“忘年交啊，再难得了。”
多年后，中南海档案还存着那封关于反腐的长信，边角磨损，墨迹依旧清晰。有人翻阅时惊叹其预见力，也难免感慨：一封信，一句谏，一场运动，历史的走向往往就在似乎偶然的对话与来往中暗暗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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