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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的喧嚣中，联邦法院的层级结构总是将聚光灯集中于至高无上的九位大法官，仿佛美国法律的真正心跳只存在于华盛顿那座大理石宫殿之中。然而，正如资深编辑罗杰·帕罗夫与著作《更好的判断：三位地区法官如何将正义带回法庭》《Better Judgment: How Three Judges Are Bringing Justice Back to the Courts》的作者雷诺兹·霍尔丁以及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杰德·拉科夫所揭示的那样，真正的法律基石和日常的公正角力，实则发生在相对低调的地区法官席上。

霍尔丁先生写作此书的初衷正是要为这些在联邦司法体系中承担着实际运作的个体们立传。他们是每年数十万起案件中拥有最终裁决权的人，而这些案件绝大多数从未接近最高法院的视野。这些男男女女在相对的默默无闻中日复一日地捍卫着法治的尊严。

霍尔丁先生想要探究的不仅仅是法官的法律工作，更在于揭示他们的为人：他们如何成长，又经历了哪些塑造其人格和职业理念的经验和人物。这种对个人故事的深掘，是为了以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而非学术或纯粹的法律分析来呈现这些引人入胜的人物。

他强调，这本书在某种层面上就是关于那些迷人角色的故事，并且通过他们的视角来论证一个更宏大的观点。正是对这个宏大观点的追求将他引向了最终选定的三位法官，他们的生活轨迹和职业选择，共同反映了美国司法体系所面临的历史性挑战。

这个更广阔的背景，霍尔丁先生认为，可以被副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最近所言的“针对法院的战争”来概括，即便布兰奇使用这个词是“可怕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并非完全错误。美国历史上，针对法官的言辞战争并非首次出现。回溯到联邦司法机构扩充后的重建时期，或是在世纪之交对所谓的洛克纳时代的反对声浪，甚至是对罗斯福总统“法院扩员计划”努力的反击都曾有过类似的激烈时刻。

最近一次重大的对法院的宣战，起始于1956年，当时南方参议员发布了所谓的“南方宣言”，那本质上是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判决的回应，也是对法院的实际宣战。随后的六七十年里，这场战争采取了各种形式，包括国会和最高法院自身广泛努力旨在削减法官的权威，更重要的是限制公众进入法院寻求正义的能力。

为了限制法院的作用，国会、最高法院和企业界，尤其是一直以来共同营造出诸如“诉讼爆炸”和“对犯罪判刑手软”等概念，以此推动建立强制仲裁、强制量刑指南、提高诉讼标准，以及限制集体诉讼和人身保护令等机制。

霍尔丁先生选择这三位法官，正是希望通过他们的生活来讲述这个宏大的故事，因为他们各自都在南方宣言发布后的那段时期逐渐成熟，并在任职期间找到了抵抗这些努力的方法。他们的抵抗，不仅仅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更是为了保护人们进入法庭、查明真相、记录事实并伸张他们眼中正义的能力。而他们三人所采取的抵抗方式，恰好反映了他们极其不同的个人经历，使得他们的故事尤为引人入胜。

卡尔顿·里夫斯法官是其中一位，他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担任地区法官。他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密西西比州的亚祖长大，亲历了那个时代和地点典型的种族主义和贫困。然而，正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意识到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官们正在为他创造机会。

Carlton W. Reeves（卡尔顿·里夫斯）

他参加了该州首个废除种族隔离后的综合课堂，这使得他能够进入最好的公立学校和大学。法官的裁决为他能够去他想去的商店、餐馆和酒店提供了可能，并最终使他成为今天的样子：一位地区法官，同时还担任联邦量刑委员会主席。里夫斯法官多次告诉霍尔丁先生，这些法官对他而言，就是英雄。

第二位是玛莎·巴斯克斯法官，她在新墨西哥州圣达菲的联邦地区法院任职，出身于墨西哥移民家庭。她自小在南加州的移民社区长大，家人和身边的朋友多从事采摘水果和园艺等体力劳动，过的是典型的工薪移民家庭生活。巴斯克斯法官职业道路的一个重要转折，来自她极为敬重的哥哥。哥哥原本并非惯常惹事的人物，却在经济困境中卷入联邦毒品案件，在当时严格的联邦强制量刑制度下被判处长期徒刑。

Martha Vázquez（玛莎·巴斯克斯）

玛莎亲身经历了哥哥的庭审，看到在洛杉矶的一位联邦法官如何对待这名被告，感受到法庭上冷酷而缺乏同理的一面。正是那次经历促使她对自己说“我也能做到”，从而立志进入法律职业，最终成为一名联邦法官，在圣达菲的法庭上为各类当事人主持审判。

这些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无论是来自密西西比的里夫斯法官，还是来自移民家庭的巴斯克斯法官，都汇聚成对司法公正的共同坚持。这种坚持，正是霍尔丁先生在《将正义带回法庭》中试图通过三位法官的故事加以呈现的核心。

第三位是杰德·拉科夫法官，他的故事往往从他在金融危机之后拒绝照单全收美国证监会与大型银行达成的“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和解协议讲起。大约在 2011 年前后，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危机前后发行和销售复杂证券的行为起诉多家大型金融机构时，拉科夫在几起案件中公开质疑这种一贯做法，并在花旗案中拒绝批准和解，引发了广泛关注。

Jed S. Rakoff（杰德·拉科夫）

当时霍尔丁先生仍在路透社担任编辑。按照他的回忆，在一次新闻编辑会议上，同事们正在讨论拉科夫拒绝批准和解的新闻，有人感叹说：“应该有人为这位法官写一本书。”这句话让他印象极深，也成为他日后动笔写作本书的起点。

拉科夫法官对这类和解做法的质疑，与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在联邦主义者协会面前提出的“战争”说法形成了鲜明对照。布兰奇在演讲中呼吁年轻律师投身这场“战争”，声称当个别地区法官能够阻止一项在他看来“合宪且应予执行”的行政政策时，这对国家来说意味着严重的问题。

拉科夫法官对此作出了明确回应，认为这种说法“非常错误，完全错误”。他指出，那些依据法律认定现任行政当局某些举措违法的法官，来自极其多样的任命背景，其中既有唐纳德·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任命的法官，也有罗纳德·里根时代任命的法官，还有介于二者之间各届总统所任命的许多人。他们共同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履行自己的职责，依照法律裁判案件。

在拉科夫法官看来，美国法律制度之所以可贵，正在于它建立在将理性与逻辑应用于成文法规和既有判例的基础之上。地区法官当然不可能总是做出正确的裁决，如果他们错了，上诉程序正是用来纠正错误的机制。

但从统计上看，改判率并不高，说明他们在相当多情况下是站得住脚的。因此，他对任何将这类司法审查描绘成情绪化、充满敌意的“战争”的说法深感困扰，认为这根本误解了制度的本质。

为了反驳“下级法院在对行政当局发动战争”的指控，联邦法院与最高法院领域的权威学者斯蒂芬·弗拉德克，即《The Shadow Docket》一书的作者，调取并整理了一组针对特朗普政府的联邦诉讼数据，这组数据清楚展示出司法群体的多元性以及裁决的广泛共识。根据他截至当时的统计，在已知的 154 项对行政当局不利的临时限制令或初步禁令裁决中，共涉及 121 名由 7 位不同总统任命的联邦地区法官，这些法官分布在 10 个联邦上诉巡回区的 29 个联邦地区法院。其中有 41 项裁决由 30 名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法官作出，其中 15 名法官由特朗普本人任命。在共和党任命的法官审理的案件中，原告申请临时救济的获准率约为 62%，也就是说，在这类紧急程序中，政府在共和党任命的法官面前同样频繁地败诉。

这些数字在霍尔丁先生看来表明，那些作出不利于行政当局裁决的法官，主要是在依照既有法律和判例办案，而不是通过某种“创造性规避”来追求预设结果。也正因此，他认为，来自副司法部长及其他批评者的指责缺乏具体法律上的实质内容，并没有清楚说明这些裁决究竟错在何处，或者在哪一条法律分析上“脱轨”。

拉科夫法官担心，这种“战争”式言论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出现于一个法官本就面临越来越多威胁的时期。他指出，美国历史上确有法官遭到谋杀或严重伤害的案例存在，这一点早有联邦司法系统和媒体的公开记载。在他看来很多实施暴力的人虽然常常存在严重精神问题，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不受社会整体话语环境的影响。就威胁数量而言，拉科夫援引的统计数据表明，近些年来针对法官的威胁和不当联络总体呈上升趋势，他本人还特别强调近几个月的增幅尤为令人忧虑。与这一现实相对应的是，他认为，美国法律体系的精髓在于，独立法官应当能够在不担心报复的前提下作出裁决。

对于同事们在这种环境下的表现，拉科夫法官表示自豪。他认为，多数法官并没有让威胁左右自己的判决，尽管他也承认这些威胁并不可能完全从法官的脑海中消失。霍尔丁先生在采访中也印证了威胁的广泛性，他表示，几乎每一位接受他采访的法官都曾遭遇过威胁，收到过内容恶劣的语音留言和言语攻击，这一点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拉科夫法官自己也有一段带有几分荒诞色彩的亲身经历。他回忆说，有一次接到电话，对方开口就问是不是拉科夫法官，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对方直接表示要杀害他。按照制度要求，他一边与对方继续交谈，一边按下预设按键，便于法警追踪通话来源。在交流过程中，他发现对方真正愤怒的判决其实出自另一位法官，他还打趣地回忆，自己当时几乎脱口而出想把对方“转接过去”。最终，这名威胁者被定位并逮捕。

这类近乎滑稽又真实存在的威胁事件，在拉科夫和霍尔丁看来，折射出当下司法环境整体的紧张，而这种紧张气氛，不仅与行政部门高调攻击司法有关，也与个别来自最高法院层面的公开批评相互交织。

针对下级法院的批评，并非只来自行政部门。最高法院大法官戈萨奇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诉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案”（NIH v.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中所发表的一份“部分同意、部分反对意见”里，就暗示部分下级法院法官可能在“违抗最高法院的先例”。他写道，下级法院法官也许有时不同意本院的裁决，但他们绝不能任意无视这些裁决。这段措辞在形式上是对下级法院的严厉告诫，而在多位评论者，包括霍尔丁与弗拉德克的分析中，则被指出存在反讽意味。原因在于，戈萨奇指称的所谓“如此清晰”的先例，主要来自此前几份理由极为简略、以紧急程序作出的命令，这些命令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具有拘束力的判例，本身就存在重大争议，戈萨奇在解读这些命令时，很可能也存在“过度自信”的成分。

围绕这一争论的大部分火力，都集中在最高法院对紧急案件的处理模式上，即通常所说的“影子案卷”。拉科夫法官认为，最高法院近年来愈发频繁地通过紧急程序作出重大裁决，是一件不幸的事。在他看来，在任何民主制度中，法官之所以能够行使权威，根本理由在于他们被要求以理性和逻辑来适用成文法与判例，而这种理性必须以书面方式公开展现出来，供公众以及上级法院审查其推理是否自洽。然而，在影子案卷上，最高法院往往不给出任何理由说明，有时甚至只留下极短的一行“中止执行”之类的命令。如果只是极端紧迫、别无选择的个案中偶尔为之，也许仍可理解；但最近在大量涉及重大政策和权利问题的案件中频繁采取这种做法，在拉科夫看来，已与法官存在的根本理由发生了冲突。

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诉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案一案中，被戈萨奇“点名”的地区法官威廉·杨后来公开解释说，他从未有意不遵循最高法院的先例。他的问题在于，他并不清楚最高法院用几行字作出的紧急命令，是否应当与有完整理由的判决一样，被视为具有约束力的判例。

就日常工作而言，地区法官在处理案件时，总是先从眼前这份文书入手，无论是民事案件中的起诉状，还是刑事案件中的起诉书。有些案件一开始就显然落在既有先例的覆盖范围内，但也有不少案件，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全新的问题。对一名法官来说，遇到真正新的问题往往是令人振奋的时刻。固然，最高法院握有“最后一句话”的权力，但地区法官拥有“第一句话”的机会。即便面对新问题，他们也不会凭空抽象思考，而是回到普通法传统，从相关领域的既有判例出发，如果涉及成文法，还要反复揣摩条文的用语与结构。可以说，在案件正式进入审理程序之前，法官的扎实准备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新书《更好的判断：三位法官如何让正义回到法庭》（Better Judgment: How Three Judges Are Bringing Justice Back to the Courts）中，《CLS Blue Sky Blog》博客常驻主编雷诺兹·霍尔丁（Reynolds Holding），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研究学者，通过三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的人生经历与审案故事，探讨联邦地区法院在强化民主、维护美国公众获得司法救济渠道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这本书写的是当下作为一名联邦法官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处理紧急裁定、公民权利遭侵害案件、针对法官的威胁，以及法院每天要面对的其他问题时，是什么感受。”霍尔丁说。尽管公众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联邦最高法院，但在霍尔丁看来，真正“挺身对抗总统权力、承担起实现司法公正的实际工作”的，是一线的初审法院。这些法官 包括杰德·S·拉科夫（Jed S. Rakoff）、玛莎·巴斯克斯（Martha Vázquez）和卡尔顿·W·里夫斯（Carlton W. Reeves） 是当下这个时刻的英雄人物。

在对抗制结构下，地区法官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当事人及其律师所界定的争点所约束。拉科夫法官指出，法官平时高度依赖双方在诉状和庭审中提出的法律观点，只有在极少数情形下，才会超出当事人既有主张，主动提出新的法律争点。在这些罕见的情况下，如果法官准备引入与当事人书状中任何观点都不同的新思路，他认为必须给双方律师充足机会就这些新观点发表意见、进行辩论。

这种谨慎，与近期资深法官马克·L·沃尔夫的选择形成了鲜明对比。沃尔夫是一位由罗纳德·里根任命的联邦资深法官，长期在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任职。他最近辞去终身法官职位，并在《大西洋月刊》撰文，从自己的视角严厉批评特朗普政府“将法律工具化”，用以打击政敌，却对朋友与捐助者网开一面。他在文中写道，白宫对法治的攻击“令他深感不安”，因此他“不得不发声”，因为对他而言，继续沉默已经变得“不可容忍”。这些表述反映的是沃尔夫本人对当下行政权运用法律方式的判断，而不是某种经法院或学界正式裁决的“定论”。

霍尔丁先生在谈到这一事件时明确表示，他的第一反应是：像沃尔夫这样的法官，不正恰恰是我们希望继续留在法官席上的那一类人吗。在他看来，法官有多种途径可以在遵守伦理规则的前提下表达立场，包括在判决书中、在公开演讲中以及在具名文章中。伦理规范一方面要求法官维护司法公正性和公众对司法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法官对公众负有一定的“教育义务”，帮助社会理解法院的角色。霍尔丁提到，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已经出现了不少经过缜密推理的长篇判决书，往往有六七十页甚至上百页，不仅系统阐述法律推理，还包含“引人注目、有时甚至颇为辛辣的措辞”。

这些判决广泛见诸媒体报道，使公众得以直接看到法官如何思考。出于这一考量，他提出疑问：沃尔夫法官选择先退休再以评论者身份公开发声，是否反而削弱了自己的制度性影响力，使其声音被淹没在众多批评行政部门的评论之中，而不如在法官席位上通过正式判决发出同样的警讯那样具有冲击力。这明显是霍尔丁对“身在法官席上更有力量”的规范性判断，而非可由数据直接验证的经验事实。

拉科夫法官则在同一讨论中补充指出，即便在任职期间，法官在具体案件中作出尖锐批评也是被允许的，并非被伦理规则一概排除。他举例说，第四巡回法院的保守派联邦上诉法官威尔金森，就曾在某一案件的意见书中，对联邦行政部门及其运用法律的方式作出非常尖锐的批评。这在拉科夫看来表明，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并不是被动地置身事外，而是可能在面对某些国家行为时，被迫正视其含义，并在合适的案件和程序框架内，以公开、可检验的法律推理表达批评。

拉科夫法官在金融危机后的角色，尤其是他在处理与次级抵押贷款相关案件时的表现，引起了霍尔丁先生的浓厚兴趣。当时，许多人对大型银行未因金融危机承担实质责任感到愤怒。一位联邦法官突然站出来说：“等一下，我想知道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我不是橡皮图章”，并在尚未了解事实全貌之前拒绝批准和解协议，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

这直接触及到美国证监会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形成的一项执法政策，该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1972年：为了更容易、更快速地结案，证监会允许被执法对象在达成民事和解时“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指控。这个政策本身就构成一个值得深入审视的议题。在霍尔丁所处的金融新闻界，这无疑是头条级别的素材，许多媒体都认为这背后需要进一步调查与追问。霍尔丁回忆，当时《滚石》杂志的一篇报道中，记者马特·泰比将拉科夫法官形容为“我们时代的法律英雄之一”；他还记得，《纽约时报》曾在一篇社论中以类似“拉科夫法官生气了，我们也应该愤怒”的语气声援他，尽管具体措辞已经难以逐字复原。

尽管拉科夫法官在花旗案中的裁决后来被第二巡回法院推翻，并被要求批准证监会提出的和解方案（被推翻的并非最初引发关注的美国银行案，而是之后的案件），但他自己最引以为豪的，并不是判决结果本身，而是他的做法对其他法官产生的示范效应。在他看来，法官有一种天然倾向：如果一个案件已经“和解”，从案件清单中被移除，多数人会愿意直接盖上“橡皮图章”，因为这意味着少处理一个案子。正是因为他认为，证监会在美国银行案中提出的和解条件软弱到几乎毫无意义，他才决定认真细读，并在公开听证中提出质疑。随后，不少同事开始更加仔细地审视各类政府倡议和和解提案，这种让其他法官重新认真看待政府方案的连锁反应，是他最为自豪的地方。

拉科夫法官坚决反对将部分法官贴上“激进法官”的标签，认为那是一种不公正的概括。在他看来，所有法官都应该在审理面前的案件时保持“积极”，即严肃、认真、细致地审查事实与法律。虽然法院制度整体上鼓励当事人通过协议解决纠纷，但绝不应鼓励带有串通性质的和解，更不应鼓励那些与法律要求相悖的和解。他强调，在近年的许多案件中，下级法院法官之所以认定行政部门的某些举措违法，根本与所谓“司法激进主义”无关。这些案件往往并不特别困难，法官只是按照既有先例和法律条文进行适用，进而发现并指出了不当行为。

对于“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政策的历史渊源，拉科夫法官提供了关键背景，凸显了事实语境对法律适用和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影响。他指出，这一做法最初由美国证交会执法司司长斯坦利·斯波金提出，用于处理促成《外国腐败行为法》出台的一系列调查。当时，向外国官员行贿是否违反美国法律仍属未决问题。为了弄清这些支付行为的真实面貌及其普遍性，斯波金允许公司在“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违法”的前提下坦率披露对外贿赂事实。

在需要先搭建真实事实基础、再据以制定联邦立法的语境下，这种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问题在于，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做法逐渐沦为证交会处理案件的一根“拐杖”，削弱了判例法的发展也减少了公众知识与政策讨论所依赖的事实信息。以内幕交易为例，长期以来相关法律规则在法院中的发展受阻，原因就在于几乎每当证交会指控当事人内幕交易时，对方都会在“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和解框架下承诺不再犯错，却无需承认任何不当行为。

拉科夫回忆说，在他担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欺诈科负责人的那些年里，斯波金本人经常打电话向他抱怨，称自己试图在法院中发展内幕交易法理，却因为这些“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和解模式而寸步难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根绊脚石正是他当年亲手设立的政策。拉科夫由此强调，事实语境的不同，会极大改变一项政策在现实中的作用。

回到霍尔丁先生为本书选取主角的标准，他坦言，他所看重的并非具体裁判结果，而是这些法官是否愿意真正承担起职责，认真审理当事人的案件，做足功课，并在必要时坚持开庭审理。尽管如今联邦审判的数量已经大幅减少，但审判依然是查明真相、厘清事实的最佳途径。他所谓“将正义带回法庭”，指的是保障普通人真正能够走进法院，让他们的案件获得实体处理，而不是被强制仲裁条款或严格到几乎无法跨越的起诉标准挡在门外。在他看来，这类制度性限制正在蚕食司法制度的核心功能。

他笔下的三位法官来自不同地区，拥有不同的族裔与人生经历，这种多样性本身就说明，坚持让当事人进入法庭、让事实在公开程序中被记录并裁决，并非出自某一狭小派别，而是一种在联邦法官群体中广泛存在的职业良知。

地区法官对事实的关注，是其职业角色的核心。正如拉科夫法官所言，“事实驱动法律”，尤其是在地区法院层面。地区法官会详尽地审阅记录，有时做出九十页甚至两百页的裁决，对临时禁令进行逐分逐秒的分析。然而，霍尔丁先生观察到，在上诉过程中，这些事实调查往往被上级法院所忽视，仿佛它们从未发生过。尽管既有的法律先例要求上级法院必须对事实认定给予相当的尊重，除非存在“明显错误”，但忽视事实显然与法律体系公认的先例相悖。

一个流传甚广的笑话，精妙地刻画了三级联邦法院之间的差异。三位法官外出打猎，只获准射击鸭子。第一群鸟飞过时，最高法院大法官举枪又放下，自言自语说，那看起来像鸭子，但自己不确定这是否符合“duck”一词的原始含义，还得翻翻《联邦党人文集》看“鸭子”是怎么被定义的。第二群鸟飞过时，上诉法院的法官举枪又放下，说虽然她个人确信那是鸭子，但在征询另外两位同事、完成“全面案情摘要”之前，不宜轻易开枪。第三群鸟飞过时，地区法官抬手就是一枪，一只鸟应声落地。三人走进泥地去捡那只鸟时，地区法官对同伴说：“真希望那是一只鸭子。”

这则幽默的寓言揭示了地区法官在实践中，一方面必须在事实和时间压力下迅速作出决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时刻预料并应对上级法院的法律框架，事后在上诉审查中接受这种框架的检验。

尽管霍尔丁先生的书在今年一月二十日之前就已定稿，但随后的世界变化，反而极大地支撑了他书中的主题。他认为，单是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就足以写满半本书。如果他要写一个后记，其主旨将是：许多新发生的事件都强化了他书中所触及的主题。他书中谈及了南方宣言及其对法院发动的“虚拟战争”，而现在，我们拥有的是一场针对法院的“实际宣战”。然而，地区法官们也做出了有力的抵抗，这些抵抗不仅仅来自他书中提到的民主党任命的法官，还包括罗纳德·里根、乔治·W·布什，甚至特朗普本人任命的法官。

这种多样化的群体，强调了其书的基本观点：法官对民主至关重要。当国会和总统无法解决问题时，法官是唯一留下的试图追究权力责任的公职人员。最近一位著名的律师和法律评论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当我们度过当前这段时期并回顾时，会发现是联邦地区法官们将一切维系在一起。

霍尔丁先生对此深表赞同，认为历史终将证明法官在危机时刻的坚守是民主制度得以延续的关键力量。这恰恰证明了，法官们不仅是法律的执行者，更是民主的最后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