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睿，1832年长沙贡院外，21岁的曾国藩攥着落榜通知书，脸比红纸还烫，公告栏上，他的文章被用朱笔圈满，挂在最显眼处——“文理欠通，着为反面典型”。
路过的考生指指点点，他低头快步走，鞋底碾着碎雪，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秀才，我非中不可！
后来曾国藩回忆，这辈子最痛的挫折就这一次。可谁能想到，这“当众处刑”的羞辱，竟成了他逆袭的起点。
这一切，都得从曾家刻进骨子里的那个“倔”字说起。
曾国藩的“倔”，是祖传的，1808年，他太爷爷曾竟希带着十多口人从衡阳迁到湘乡白杨坪，脚下全是乱石坡，连块整田都没有。村里人劝他租点熟田，他梗着脖子说：“租来的田，腰杆不硬！”
这老头真就带着家人开荒，没有犁，就用锄头刨；石头多，就拿铁钎撬。村里人蹲在坡上笑：“外来户疯了，这山能种出粮？”曾竟希假装没听见，傍晚偷偷摸索着改良锄头，把锄刃磨得更窄，专门挖石缝里的土。
就这么凿了三年，坡上竟冒出一片片庄稼地，零散得像斑秃，可那是曾家自己的地。
到了爷爷曾玉屏这辈，日子好了，想争点面子。他觉得读书人最体面，可自己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就凑钱买了套绸缎衣裳，天天骑马上城，跟富家子弟混酒局。直到有天，听见窗外老头跟孙子说：“那是曾家的，装读书人呢，笑话！”
曾玉屏当场摔了酒杯，把马卖了换农具，徒步十里回家。从此天不亮就上山，把父亲凿出的“斑秃田”连成片。
他发明了“分层垦殖”的法子，陡坡种玉米，缓坡种水稻，十年攒下百亩良田。夜里磨农具时，他总跟儿子曾麟书说：“我当不了读书人，就供你当！”
曾麟书接了这股倔劲，十几岁就考秀才，考到四十多岁还没中。有回考完，考官私下劝他：“你这文笔，不是这块料。”他嘿嘿笑，下次照样提着考篮去。
别的考生背后叫他“老童生”，他就把“屡败屡战”写在书桌前，连教曾国藩读书时，都带着这股轴劲，一篇文章背不会，父子俩就一起熬到天亮。
14岁的曾国藩跟着父亲进考场时，父子俩成了贡院的“名人”，一个老童生，一个小笨孩。有年考完，同村考生编了打油诗：“曾家两父子，考场活笑话，年年都落榜，脸比城墙大。”
曾国藩是真笨，湖南乡间传着个段子，说他背书时，房梁上藏着个小偷，等他背完睡觉好下手。结果曾国藩翻来覆去背《岳阳楼记》，背到后半夜还卡壳。
小偷急得跳下来，把文章背了一遍甩门而去，留下曾国藩愣在原地。这段子虽假，可他考了七次才摸到秀才门槛，是真事。
1832年那次落榜最丢人，主考官把他的文章挂出来当反面教材，评了句“文笔尚可、文理欠通”。曾国藩攥着评语回了家，没吃升学宴（父亲那年终于中了秀才），把自己关在书房七天。
他把历年考卷和范文逐字对比，用红笔圈出问题：范文讲“农本”，逻辑是“民生→农业→国运”；他的文章东拉西扯，全是套话。
转机出在父亲把他送进涟滨书院，院长刘元堂看出他的问题，没讲大道理，只让他做一件事：把每篇文章拆成“起承转合”四段，逐段标逻辑。
曾国藩照做了，每天拆十篇范文，写满了三个本子。有回写《民生论》，他改了七遍，刘元堂才点头：“这回，理通了。”
1833年科举，曾国藩再上考场。拿到考题《论语·里仁》，他先在草稿纸上列逻辑：“仁与利的关系→古人事例→今日民生”，下笔行云流水。
放榜那天，他盯着名单看了三遍，才敢确信自己中了秀才——这年他23岁，比父亲中秀才时年轻了二十岁。
中了秀才的曾国藩像开了窍，1834年考中举人，1838年直奔北京考进士。
清朝进士平均年龄38岁，28岁的他在考场上不算年轻，却带着股倔劲，考前三个月，他把自己关在出租屋，每天天不亮就背《资治通鉴》，中午练策论，晚上跟其他考生辩论时政。
进士放榜那天，曾国藩排在第三十八名，刚好够格参加“朝考”，选翰林的关键考试。朝考策论题目是《治国先治吏》，他想起老家曾玉屏常说的“做官先做人”，就结合湖南官场的实际情况写：“吏不廉，则民不服；吏不勤，则事不成”。
这篇策论被阅卷大臣穆彰阿看中，亲自推荐给道光皇帝。皇帝看后批了四个字：“识人善用”，把他选进翰林院。消息传回湘乡，全县都炸了，以前嘲笑曾家父子的人，提着礼物挤破门槛；连县令上门，都得陪着曾国藩的弟弟们坐末席。
有人问他逆袭的秘诀，曾国藩指着书房里堆成山的草稿纸：“没什么巧的，就像我太爷爷开荒，一锄头一锄头凿；像我爹考秀才，一次一次考。”他后来带兵打仗，主张“结硬寨，打呆仗”，其实就是这股倔劲，不贪巧，不耍滑，认准的事死磕到底。
曾国藩的“倔”，从不是蛮干，是太爷爷开荒时改良锄头的变通，是爷爷被嘲后深耕农田的清醒，是他自己被批后拆文改稿的踏实。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便是他用一个“倔”字闯天下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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