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把目光锁向公元1870年。这一年在很多人的历史课本里可能只是一行枯燥的数字，但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这一年其实是个惊天动地的分水岭。
就在这一年，我们浙江杭州的贡院门口，上演了一出极具讽刺意味的悲喜剧。主角叫李慈铭，一个绍兴会稽的读书人。
这年秋天，杭州城阴雨连绵，贡院的红榜前挤满了人。当李慈铭看到第六十七名写着自己的名字时，这个平时极其讲究体面的文人，当场就在大街上失了态。
他笑得前仰后合，甚至像个疯子一样手舞足蹈。周围的人看热闹，觉得这是范进中举的翻版，可如果当你读懂了李慈铭身后这二十年的血泪，你大概笑不出来。
我们先看看李慈铭这二十年过的是什么日子。他出身其实不错，祖上也阔过，但到了他这一代，父亲早走，家道中落。
为了撑起门楣，他十九岁那年就花钱买了个监生的资格。大家别觉得这是走后门，在清朝这叫“捐纳”，是合法的捷径，能帮他跳过县试、府试这些繁琐的初级考试，直接去考举人。
他以为自己抄了近道，马上就能飞黄腾达，结果这一脚踏进去，就是整整二十年的泥潭。从咸丰元年开始考，考一次败一次，败一次再考一次。
家里的底子薄，经不起这么折腾。为了凑盘缠，他那位守寡的老母亲把当年的陪嫁首饰都送进了当铺。你想想看，一个大男人，四肢健全，还得靠老母亲变卖嫁妆来供养他去博那个虚无缥缈的功名，这心里的滋味，比黄连还苦。
1870年这一次，其实是他给自己设的最后一道坎。他住着杭州城最便宜的客栈，被子又潮又冷。考试那几天老天爷也不作美，号舍漏风漏雨，他冻得手都不听使唤，墨汁都要凝固。就在这种绝望的边缘，他撞上了大运。
这一年中举，意味着他从一个被人瞧不起的穷酸秀才，一步登天成了“老爷”。按照大清的律例，举人不用交税，不用服劳役，见了县太爷都不用下跪。他那一笑，笑的是这二十年的委屈终于有了出口，笑的是从今往后，他李家在绍兴地面上，终于能横着走了。
可我们如果不看李慈铭，把镜头拉高，看看1870年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你就会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意。就在李慈铭为了一个举人功名欣喜若狂的时候，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裂变。在欧洲，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正指挥着军队，在色当战役中把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打成了俘虏。
德国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克虏伯的大炮，靠的是严密的总参谋部制度。一个崭新的德意志帝国正在这片硝烟中站起来，重新划分欧洲的地盘。在大洋彼岸，美国人刚刚打完内战，正开足马力搞建设，铁路像血管一样铺满美洲大陆，电气化的火花已经开始闪烁。
再看我们的邻居日本。1870年，明治维新已经搞到了第三个年头。日本人在干什么？他们像饥饿的狼一样，贪婪地学习西方的技术、制度。他们派出了庞大的使团去欧美考察，甚至连怎么穿西装、怎么吃西餐都要学。举国上下就一个念头：脱亚入欧，变法图强。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丛林世界里，落后就要挨打，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
你对比一下这个画面：西方和日本的最强大脑，都在研究化学方程式，在研究怎么造更快的战舰，怎么搞更高效的工业；而我国当时最顶尖的智力资源，像李慈铭这样的人，却把毕生的精力都耗费在八股文的起承转合里。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这是国家体制的导向。清政府虽然也在搞洋务运动，江南制造总局的机器也在转，但那是治标不治本。骨子里，我们还是觉得老祖宗那一套最牛，科举才是正途。这种人才结构的错配，直接锁死了我们国家的未来。
就在李慈铭中举的同一年，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法国人仗着领事裁判权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激起民变，结果清政府被洋人的军舰吓破了胆，只能赔款、杀人谢罪。这说明什么？说明在这个靠实力说话的年代，你文章写得再好，八股文做得再精，挡不住人家的洋枪洋炮。
更要命的是，日本人的野心已经藏不住了。就在1870年前后，日本的船只频繁出现在我国东南沿海，特别是对我国神圣领土中国台湾省虎视眈眈。他们派间谍伪装成商人、渔民，在中国台湾省沿海非法测绘，刺探虚实。
当时的中国台湾省孤悬海外，海防松弛，清廷对此几乎毫无知觉。几年后爆发的“牡丹社事件”，日本人悍然出兵侵犯中国台湾省，其实早在李慈铭中举大笑的这一年，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李慈铭后来确实做了官，也留下了那部很有名的《越缦堂日记》，成了后人研究历史的宝贝。但他个人的成功，掩盖不了国家整体的失败。
他那一笑，现在听起来，更像是一声凄厉的警报。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都把智慧浪费在毫无实际价值的内卷上，当那个旧制度还在为选拔出了“人才”而沾沾自喜时，别人已经磨好了刀，架在了我们的脖子上。
历史不会重复它自己，但历史的韵脚总是惊人的相似。回顾1870年，我们不该只看到一个读书人的扬眉吐气，更要看到那个时代我国错失机遇的痛楚。这提醒我们，无论什么时候，看世界的眼光不能窄，国家强大的根本，永远在于能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用到最能推动文明进步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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