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初春的闽北山区仍带着寒意,福州军区政治部院内却因一桩“小事”炸开了锅。院墙外,一辆从北京赶来的解放牌卡车停下,车厢里跳下的青年名叫龙桂辉——地质部正式干部,龙飞虎的大儿子。旁观者以为这孩子来探亲,没想到手里的介绍信写得清清楚楚:自愿到某部三营一连报到,从列兵干起。
其时,许多军属都在为孩子保留城市户口、干部身份想办法,龙飞虎却反其道而行,把儿子“推进”炊事班。有人窃窃私语:当将军的也太不近人情。孟瑜在一旁听得真切,却只是把围巾往下压了压,没解释一句。
要理解她的沉默,得把记忆拨回二十多年前。1938年初夏,武汉江面炮火如雨,龙飞虎所乘客轮被炸成筛子。那夜,孟瑜在八路军办事处守着电台,足足等了七十八个小时才收到一句平淡的口令:“已安全。”她知道丈夫在长江里漂了整整一夜,却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哭解决不了问题,转运物资还得继续。久经生死,她比谁都明白:规矩若开了口子,队伍就会走样。
抗战结束后,两人聚少离多的状态并未改变。上海战役、闽北剿匪、福州整训,一道道任务像山一样堆过来,也把龙飞虎的身体撞得伤痕累累。1967年那次渔溪事故,他被甩出车外,昏迷在稻田里;住院第三天,他就让通讯员掺着去批文件。孟瑜拉住他,只说了一句:“别拿命赌。”龙飞虎哑然,却还是回到了指挥所。对待家人,他同样认定“别拿关系赌”。
因此,当桂辉拿着组织部盖章的干部履历来到父母面前时,得到的只是父亲低沉的四个字:“抽出来吧。”那张象征体面和前途的纸最后被夹进机要档案袋,再未出现。桂辉并非不懂其中关节,他忍不住小声嘀咕:“我已经二十二岁。”龙飞虎只回一句:“兵龄从零算。”短短八个字,没有商量余地。
孟瑜一句话没插。她清楚,这份要求与其说针对儿子,不如说是夫妻俩共同的选择。早在桂林七星岩洞口,她抱着襁褓跑空袭落下终生风湿时,龙飞虎正背着十余公斤光学仪器去越南。若想要例外,他们早有的是机会,但战争把这对伴侣训练成了铁打的守规。凡事一旦沾上“特殊”二字,就像潮湿的洞壁,会长出霉点,最后侵蚀整堵墙。
连队生活远比想象艰苦。南方雨季没完没了,战士睡在潮板床上,桂辉的脚背泡得发白。有次训练拉练,鞋帮磨破,脚趾渗血。班长递来药膏,他摆手说不用,心里却犯嘀咕:父亲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其实龙飞虎了解得很。每月团里上交简报,他只看一句话:“列兵龙桂辉,劳卫分列式考核合格。”其余不问。孟瑜偶尔从老同事那里听到儿子的近况,再三确认无性命之虞后,也不再打听。
一年后,《解放军报》编辑部拟写《将军的儿子》专题报道,初稿送到福州军区。宣传科长兴冲冲端着文件去找龙飞虎,却被挡回:“先放抽屉里,过几年再说。”理由依然是“多锻炼”。科长悻悻而去。孟瑜听闻,轻轻点头——这种操作她太熟悉。
进入八十年代,部队精简整编规模空前。许多老部下来信请求转业安置,龙飞虎悉数托人协调;轮到二女婿姜燕生、次子剑辉,他却摊开双手:“服从分配。”对此,子女们无奈也习惯。孟瑜并不觉得丈夫偏心,他只是在维护一个原则:制度高于亲情。这原则在枪林弹雨岁月里保住了周公馆,也保住了自己,对国家同样适用。
1999年7月1日清晨,龙飞虎病逝于福州总医院。噩耗传到各个老战友的住处,电话响成一片。孟瑜坐在病房门口的木椅上,回忆起几十年前在延安窑洞同丈夫许下的一句话:“革命不讲价钱。”如今想来,连对家人也毫不打折。
桂辉赶回母亲身边时,眼圈通红。他从挎包里掏出一张早已泛黄的退伍证,封面皱得像干掉的泥团,却被他擦得锃亮。他悄声对母亲说:“还是这本证,最值。”孟瑜抬头看着儿子,没有多余的抚慰,只把证件递还过去。她知道,那是龙飞虎留给子女最沉的家底,也是一道谁都跨不过去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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