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南京城刚被接收，审判委员会在一堆仓促丢弃的汪伪档案里，发现一封用日文写的便函——“请即释放袁殊”。落款署名岩井英一。负责清点档案的军法官念叨一句：“日领事馆替一个国民党少将出头，这事儿怪。”话音刚落，几页破旧笔记又飘出来，记录着“中共联络员已知会袁妻，请其求助岩井”的字样。几十年后再读，人们才弄明白，那是一场在上海黑暗地道中上演的险棋。
逆时针拉回六年前。1939年冬天，淮海路阴冷潮湿，军统上海区少将袁殊正筹划炸平76号。就在起爆药运到弄堂口的当晚，他被汪伪特务抓了个正着。叛徒王天木吐出的情报，比铅弹更致命。袁殊被塞进石库门后院的囚室，铁门合拢，“叮”的一声成了绝望的背景音。
外界却没闲着。中共情报负责人潘汉年当天夜里就盯上这桩变故。第二天拂晓，他赶到法租界新福里，敲开马景星的家门，话极短：“通知日本人，救袁。”马景星愣住，忍不住低声反问：“找敌人？”潘汉年只抛下一串号码，“岩井英一”，便转身离去。这段对话不足十字，却决定了袁殊的生死。
要理解这通电话，需要先翻出袁殊的履历。1911年生在湖北蕲春，靠挑脚打短工混到上海。北伐期间，他在国民革命军当过排长。读过几年新闻，也写过左翼评论。1931年，经潘汉年介绍加入共产党，被编入“秘密前卫”。组织给他的定位只有一句——“终生隐蔽”。
为了埋得更深，他先混入中统，后又进入军统。家底贫寒反倒成了天然伪装：没后台，没人会把他与情报战联系在一起。1937年淞沪会战后，戴笠急需懂日语的人，袁殊顺势进入军统国际情报组，职务越升越高。
暗杀李士群的计划源自戴笠。袁殊带人挖地道，预备一举引爆。然而王天木反水，整份方案转手送到76号。李士群和丁墨村为如何处置袁殊吵翻。李想招降，丁主张动枪。最后周佛海定调，先关押审讯。
牢里，李士群软硬兼施。袁殊一句“难道我就没有日本关系吗？”让李心里打鼓。于是袁殊提出“想洗个澡、见见夫人”。这便是向外递信号的唯一缝隙。
马景星接到暗示，却连夜被共产党人抢先找上门。为什么偏要求助岩井？因为袁殊早在三年前就被岩井吸纳进“特别调查所”，即“岩井公馆”。那是日本外务省在上海的独立情报网，经费、兵力全由岩井调度。岩井需要一个既懂中文又熟悉国民党圈子的操盘手，袁殊正合适。对共产党而言，这条线索是深入日军高层难得的入口。
马景星拨出电话。岩井听完只回了两个字：“马上。”当天下午，他带着日领事馆的武装宪兵抵达76号。李士群再嚣张，也不敢碰驻沪总领事馆的钉子，只能交人。袁殊获释，还被岩井请到虹口饭店设宴压惊。席间岩井抛出橄榄枝：“公馆缺个主持人。”袁殊沉默数秒，道：“容我考虑。”这短短一句，已在心里飞速计算如何让双重身份发挥最大价值。
几天后，延安收到密电：同意袁殊公开进入“岩井公馆”。从此，他在汉奸名册里占了一个响亮位置，却把日本机密不断输送到新四军指挥部。为了做足戏，上海地下党有时故意在法租界丢几份次要文件，让袁殊“缴获”上交，以换取更大信任。日方越信，他递出的情报分量就越重，敌后军事、财政、交通计划，层层汇往延安情报处。
1944年春，岩井指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名义是文化统战，实则掣肘汪伪。袁殊把构想扩展成可容纳更多秘密交通员的壳子。经费、通行证、无线频率全部到位，地下党在租界的活动多了一层保护色。
然而枪口从未远离。国民党方面随着形势恶化，逐渐怀疑袁殊。1945年夏，他们以“汉奸”名义起诉，准备秋后算账。中共决定抽身。10月，袁殊被秘密送到苏北解放区，结束十四年隐蔽生涯。次年重新办理入党手续，身份终于阳光化。
1949年，北京宣告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李克农把袁殊调入中央情报部门。多年潜伏练就的分析、联络、语言多重技能，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挥作用。一次内部汇报后，朱德只说一句：“这是稀缺人才。”评价简短，却足够分量。
1987年11月26日，北京医院病房的灯光昏黄。袁殊平静离世，终年七十六岁。外界记住他的标签可能是“军统少将”“上海汉奸”，少有人知道同一张面孔背后，还藏着中共代号“飞龙”的另一半人生。敌我阵营之间那根细到几乎看不见的钢丝，他踩了十四年，没掉下去，也没停过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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