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元年早春，养心殿的烛火亮到天明。新帝弘历捏着河南巡抚的奏折，指节泛白——封丘的士绅又在闹了，为的还是“一体当差纳粮”那桩事。
奏折里说，生员们把官府告示贴在城隍庙，用墨汁涂得面目全非，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士农工商，各安其分”。这场景，和雍正朝的河南封丘罢考案如出一辙。
三个月后，一道圣旨从京城传遍全国：“复士绅旧有优免之权”。雍正力推十年的“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在新帝手里寿终正寝。
这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决策。要懂乾隆的选择，得先回到康熙末年的烂摊子——那是雍正改革的起点，也是乾隆决策的伏笔。
康熙晚年自称“宽仁”，可这份宽仁，却养肥了士绅阶层。平三藩、收台湾、征噶尔丹，连年战事耗空了国库，国库存银从数千万两跌到只剩800万两。
更糟的是士绅特权。有功名的读书人、退休官员，不仅免交赋税，还不用服徭役。他们趁机兼并土地，江南士绅张元隆占田千亩，却连一文役银都不交。
普通农户的日子彻底塌了。河南滑县的李二，种着十亩薄田，要替邻村秀才交双重赋税，最后只能卖儿卖女凑银子。这样的悲剧，在全国每天都在上演。
康熙五十一年，御史陶彝上书直言：“士绅坐享其成，百姓流离失所，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可老皇帝精力衰退，根本无力革新，只能把难题留给儿子。
雍正四年的冬至，刚继位不久的胤禛在乾清宫拍了桌子。他看着户部呈上来的“士绅占田比例图”，江南地区七成土地都攥在特权阶层手里。
“朕不是康熙，朕不能忍。”雍正的改革刀，首先就砍向了士绅特权。雍正二年，“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正式出台，核心就一句话：有功名也得交税服役。
为了推新政，雍正把宝压在了田文镜身上。这个汉军正黄旗人，四十岁才混上县令，一辈子没中过科举，对士绅的傲慢早有不满。
田文镜到河南赴任时，只带了三个随从。他第一件事就是清查士绅欠粮，开封府知府的小舅子是秀才，欠粮五两，被他当众枷号示众。
政策推行的阻力，比雍正预想的还大。河南封丘知县唐绥祖让士绅出丁修黄河，士绅们直接拦了他的轿子，领头的生员王逊喊：“我们是圣人门徒，岂能和泥腿子一起干活？”
雍正二年五月，河南乡试彻底炸了。封丘130多个考生，只来了23个。武生范瑚冲进场内，抢过试卷撕得粉碎，喊着“不废新政，永不应考”。
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封丘罢考案”。直隶总督李绂趁机弹劾田文镜“酷吏行径”，朝堂上支持李绂的官员占了一半——他们大多出身士绅。
雍正却力挺田文镜。他在奏折上批道：“李绂是读书人，替读书人说话，可朕是天子，得替天下人说话。”他把李绂革职，范瑚斩首，才把风波压下去。
田文镜趁热打铁，在河南推行“士绅轮流充当里长”制度。洛阳的状元秦大士，被派去催缴粮税，他感慨：“以前见官不跪，如今得替百姓跑腿，这滋味不好受。”
新政的效果立竿见影。雍正五年，河南的赋税比上年多收了30万两，黄河大堤也在士绅出工的情况下提前修完。到雍正末年，国库存银从800万两涨到6000多万两。
可雍正的铁腕，也把士绅阶层推到了对立面。江南士绅私下编歌谣骂他：“雍正雍正，苛待儒生，百年基业，毁于一旦。”这些不满，都等着新帝继位时爆发。
乾隆继位时，刚满25岁。他不像父亲那样铁石心肠，更懂“帝王权术在于平衡”。他刚登基，就收到了上千份来自士绅的请愿书，核心都是废新政。
第一个劝乾隆废政的，是张廷玉。这位三朝元老跪在养心殿，说：“士绅是天下的根，根动了，天下就不稳了。”张廷玉自己就是士绅出身，深谙其中利害。
乾隆心里清楚，士绅阶层不是好惹的。他们掌握着文化话语权，科举考官大多是士绅；基层治理也靠他们，县令到任，得靠当地士绅才能推行政令。
更重要的是，乾隆继位时，国库充盈。雍正留下的6000多万两白银，足够支撑朝廷运转，“一体当差纳粮”增加财政的紧迫性，已经大大降低。
他还发现，新政在执行中变了味。有些官员为了邀功，故意加重士绅负担。山西巡抚诺敏，把士绅的免役银折算成粮食，翻倍征收，引发了更大矛盾。
乾隆元年十月，乾隆召集大臣议事。他看着底下跪着的文武百官，缓缓说：“朕即位以来，惟以宽仁治国。士绅为国家培养人才，优免之权，当复之。”
圣旨一下，全国士绅欢声雷动。江南的士绅们在孔庙摆酒庆贺，秦大士写下“圣主仁明”四个大字，刻在石碑上。田文镜却气得卧病在床，半年后就去世了。
乾隆的“宽仁”，确实换来了短期稳定。士绅们积极配合朝廷，科举报名人数激增，基层纠纷也少了很多。乾隆初期的朝堂，呈现出一派和谐景象。
可这份和谐，是用长远利益换来的。政策废除后，士绅兼并土地的步子，迈得比康熙末年还大。乾隆十五年，江南士绅占田比例从七成涨到八成。
浙江钱塘的戴名世，中举后五年就买了两千亩地。他用免税特权，把田租定得比别人高，佃户交不起租，只能逃荒。当地县令上报，乾隆却批示“不必苛责”。
土地兼并的同时，国家财政也悄悄缩水。乾隆三十年，国库存银虽然还有4000多万两，但赋税增长率已经降到了雍正朝的一半。
更严重的是社会阶层固化。普通百姓想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越来越难。士绅子弟垄断了教育资源，京城的私塾，大多只收士绅子弟，平民子弟根本进不去。
乾隆四十年，江西乡试的考官是士绅出身的刘墉。当年中举的50人里，有30人是士绅子弟。平民子弟中举的，只有两个，还都是偏远山区的。
矛盾在乾隆晚年彻底爆发。乾隆五十一年，河南白莲教起义，首领刘之协喊出的口号就是“均田免粮”。起义军里，大多是失去土地的农民。
镇压起义花了朝廷两亿两白银，几乎掏空了国库。乾隆看着军费奏折，突然想起了父亲当年的改革。他在养心殿自言自语：“难道朕错了？”
后世史学家对乾隆的决策，争议很大。孟森在《清史讲义》里说：“乾隆废新政，是权宜之计，却埋下了清朝衰落的祸根。”
萧一山则认为：“雍正的政策太刚，乾隆的调整是必要的，只是没找到平衡点。”两种观点，都点出了问题的核心——政策本身没错，错在执行与后续配套。
其实，雍正的新政，本质上是一场“削特权、均负担”的改革。它符合社会公平的趋势，却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承受能力。士绅阶层的阻力，不是雍正的铁腕能彻底解决的。
乾隆的废除，看似是倒退，实则是对现实的妥协。他没有能力像父亲那样铁腕推进，只能用恢复特权的方式，换取士绅的支持。可这种妥协，却让社会回到了改革前的老路。
乾隆晚年，曾让大臣编纂《雍正朱批谕旨》。他看到雍正批田文镜的奏折：“朕就是你的后盾，别怕士绅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他或许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为时已晚。士绅特权已经根深蒂固，土地兼并的局面也无法挽回。清朝的衰落，从他废除“一体当差纳粮”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如果把雍正的改革比作“猛药”，乾隆的废除就是“停药”。猛药虽苦，却能治病；停药虽舒服，却会让病根复发。乾隆的选择，是帝王的权术，却不是历史的进步。
从康熙的“宽仁”到雍正的“严猛”，再到乾隆的“宽仁”，清朝的统治陷入了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告诉我们：改革不能怕阻力，妥协换不来长久稳定。
雍正的新政，虽然没能坚持下去，却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它证明了特权是社会不公的根源，只有打破特权，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乾隆废除政策的决策，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答案很明显：短期看是巩固统治的“聪明招”，长期看是加速衰落的“昏招”。它不是进步，也不是简单的倒退，而是封建王朝无法跳出的历史局限。
如今再看这段历史，我们能明白：任何改革，都需要勇气和智慧，更需要长远的眼光。只看眼前利益的妥协，终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或许就是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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