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位弃医从文的文学战士。
但要说鲁迅一生中最激烈、最漫长的笔战对手，那就不得不提梁实秋。
两人从文学观点对立、翻译理念不合，到后来上升到人身攻击，几乎成了当时文坛最引人注目的“死对头”。
可偏偏就在鲁迅去世之后，大家都等着梁实秋出手反击，结果却等来了他一句也不说的沉默，梁实秋这一举动，确实出乎很多人意料，也成了当年文坛一个很有争议、却又极为特殊的事件。
上世纪20年代末，梁实秋跟鲁迅第一次正面交锋，当时的中国文坛，正在经历一场从旧文学到新文学的转型，很多人都在讨论文学到底应该为谁服务、该不该介入政治、文学是不是要有阶级立场。
鲁迅在这方面态度非常明确，他认为文学必须为大众服务，必须揭露社会黑暗，他自己也在这么做，而梁实秋则是另一种观点，他主张文学应该是纯文学，是独立的、以审美为核心的，不应该被政治牵着走。
两人第一次冲突，是围绕着翻译问题，当时梁实秋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过于“直译”，句子不通顺，读起来晦涩难懂，他认为翻译应该是“信达雅”三者兼顾，不能只忠实于原文而忽略了中文读者的阅读体验。
而鲁迅的回应也很直接，他并不否认自己的翻译风格，但他强调的是“信”，认为翻译作品要保留原作的风格和句法，即便读起来不那么顺畅，也不能擅自润色篡改。
从这里起，两人之间的分歧就越来越明显，梁实秋是受西方教育影响很深的一代知识分子，他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深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回国后一直致力于推行文学作为独立艺术的理念。
而鲁迅更关注的是社会现实，他认为文学是改变社会的重要工具，不能脱离大众，两种观点的冲突，很快就演变成了公开交锋。
到了1930年前后，鲁迅和梁实秋的争论已经不再局限于翻译或文学理论，逐步扩展到社会立场、政治态度，甚至演变成了带有强烈攻击性的文字斗争。
鲁迅在文章中多次点名批判梁实秋，最有名的一次，是他在1933年写的那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句话几乎成了梁实秋一生中最沉重的标签，鲁迅在这篇文章里，把梁实秋形容为“走狗”，意思是说他为资本阶级服务，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这篇文章一出，梁实秋的处境变得很尴尬，当时左翼文艺界势力越来越大，鲁迅又是领军人物，梁实秋因为与他对抗，立场被定义为“右派文人”，不少人对他避而远之，学校里的学生也开始公开抵制他的课程，在讲台上质问他为什么要批评鲁迅。
然而，梁实秋并没有退缩，他继续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试图澄清自己的观点，他说自己并没有反对鲁迅的政治立场，只是不同意鲁迅把文学完全工具化，他强调文学的本质是人性的表达，而不是政治的附庸。
他还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这些作家之所以流芳百世，是因为他们关注的是人性，而不是某个特定的政治主张。
但这些解释，在当时的环境里，很难有太大效果，文艺界的左右对立已经非常明显，站在哪一边，几乎决定了你能不能继续发表作品、能不能有讲台、能不能不被贴标签，梁实秋的处境越来越被动，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再公开回应鲁迅，说什么都没用，只会让自己更被边缘化。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消息一传出，整个文化界震动很大，很多人都在哀悼，也有人在等待梁实秋的反应，毕竟两人笔战了将近十年，鲁迅骂得也确实不客气，梁实秋这时候如果出面回击，不但可以“出一口气”，还可能借此机会洗刷“走狗”的骂名，重新获得文坛地位。
但梁实秋没有这么做，他没有写文章攻击鲁迅，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批评鲁迅一句，他甚至没有就鲁迅的死发表任何评价，面对报社和记者的不断追问，他保持沉默，周围人一开始还以为他在酝酿，结果等了好些天，什么都没等到。
此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多猜测，有些人说他是被吓住了，怕再被左翼文人围攻，也有一些人说他是意识到鲁迅已经去世，继续争论毫无意义。
但事实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梁实秋始终没有对鲁迅恶言相向，直到后来他移居台湾，鲁迅的书在台湾被列为禁书，有人建议他站出来支持禁书，毕竟鲁迅骂他那么狠，他应该是最有理由反对鲁迅的人。
但梁实秋在那个时候，公开反对把鲁迅的书禁掉，他在一场文化会议上明确表示，鲁迅的文学成就是不能忽视的，不能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就否定一个作家的文学价值，他还强调，即使鲁迅骂他这么多年，他也没有资格去决定鲁迅的作品该不该被读者看到。
这种表态，在当时的台湾是不容易的，因为那时候整个社会对鲁迅的看法非常统一，很多人甚至没读过鲁迅的原著就已经下了定论。
梁实秋的这番话，后来被很多学者引用过，不是因为他讲得多有道理，而是他作为鲁迅一生的“文坛对手”，在鲁迅死后选择不落井下石，还在关键时刻说公道话，这种做法确实不多见。
他后来在台湾继续从事文学翻译，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这个工作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他生命最后几年才完成。
对于梁实秋来说，和鲁迅的争论确实是一段沉重的往事，有人说他是失败者，因为他没能在舆论上占据上风，也有人说他是胜利者，因为他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无论怎么看，他在鲁迅去世后选择不说一句坏话，确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事实，这也是很多人后来重新审视梁实秋这个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咱们现在以后人的视角看，也能发现当年他们的争论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对错，鲁迅有他的锋利和敏感，梁实秋有他的坚持和冷静，两人站在不同的位置上，对文学的看法自然也不同。
但他们都是真正做学问的人，都把笔当作工具，只不过一个更像刀，一个更像尺，鲁迅走了之后，梁实秋没有借机攻击，也没有借题发挥，就是这么平静地做自己的事，把争论留在了书页上。
他的沉默，不是逃避，更不是软弱，而是他在那样一个复杂环境里，做出的一个不愿再添火的决定。
都说文人相轻，但即便是一生之敌的对手，没了任一方，或许都会觉得空落落吧，这又怎么不能算是一种惺惺相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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