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十一月，贵州西北部的支锅山的一条泥泞山路上，二十几人正小心向上走。他们穿着本地老乡常见的土布衣服，脚步扎实，目光不时扫视道路两旁的树林。带队的是二野第十五军一二七团三连连长张应牛，他是一位打过不少硬仗的老兵。这次进山的任务很明确：找到并歼灭大土匪易培春。
为什么要坚决消灭易培春？这需要从当时的局面说起。那年四月，贵州虽已宣布解放，但深山远未太平。溃散的国民党兵、本地豪强武装，以及历来盘踞山林的惯匪，这几股势力搅在一起，形成了大小数百股土匪。
他们依靠山高林密、道路艰险，频繁袭击新建立的区乡政府，杀害干部，抢劫粮食物资，闹得百姓生活不安。
尤其在贵州咸宁与云南彝良交界的山区，匪患最为严重。易培春便是其中最难对付的一股。他手下有三百余人，自己是本地人，熟悉这里的每一道山梁、山沟。此人十分狡猾，从不与解放军大部队正面交锋，一有风吹草动，就带人钻入深山老林，消失无踪。
为彻底剿除土匪，八月，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云南曲靖主持召开会议，确定“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法。针对易培春这类人多枪多的大股土匪，决定先调动部队进行合围。
九月，一二七团展开行动。各营各连从不同方向向山区推进，像梳子梳头一样清理这片区域。初期进展顺利，一些小的土匪被歼灭，也有部分土匪选择了投降。但到九月底，包围圈即将收拢时，易培春及其一百多名骨干，却沿着极少数人才知道的秘密山路溜走了，让剿匪大部队扑了空。
既然大部队拉网式清剿无效，就必须改变方法。一二七团将大部队撤回，改用新思路，派遣多支像张应牛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兵带领的精干小分队，换上百姓服装，进驻山区村寨。他们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大规模作战，而是摸清情况、寻找线索，像钉子一样深深扎进这片大山。张应牛带领的三排，正是执行这样的任务。
队伍正行进间，忽然停了下来。前方林子里传来竹竿敲击石头的“笃笃”声，还有一个男人含糊的吆喝。不一会儿，一个中年汉子赶着三头瘦得皮包骨的猪，从山路拐弯处慢吞吞走出来。
张应牛没说话，只是上下打量对方。汉子脚上的草鞋沾着黑泥。最让张应牛注意的是他的眼神，两人目光相接时，对方没有山里人见生人常有的躲闪，而是迅速一瞥，带着打量和警惕。
张应牛心里有了判断。他示意队伍停下，自己上前两步。赶猪人脸上堆起笑容解释：“同志，我去马龙赶场，抄个近路。”张应牛点点头，像是随口聊天：“老乡，你是阿依寨的吧？寨子东头老赵家，去年大雪压塌了房顶，修好了没有？”
那人一听，眼神微微一晃，赶忙接话：“修好了修好了，早就修上了！”这句话让张应牛确定他在说谎。三天前，张应牛刚去过阿依寨，东头根本没有什么老赵家。他没再多问，摆手让队伍继续前进。与赶猪人擦肩而过时，他向紧跟在旁的排长曹春义递了个眼色。
曹春义领会连长的意思，故意放慢脚步落在队伍最后。等张应牛带人走远一段，他转身折返，追上赶猪人。曹春义掏出烟袋，凑上去借火，压低声音用之前审俘时记下的土匪黑话试探：“弟兄们‘抗粮’等得心慌，‘老板’啥时‘开秤’？”这话意思是：兄弟们集结起来等得不耐烦了，头儿什么时候下令动手？
赶猪人一听，脸上紧绷的神情顿时松了不少。他把曹春义误认为另一股土匪派来联络的人。他左右看看，压低声音回答：“‘老板’在‘老窑’歇着呢，就在前面山梁背后。这几头瘦猪，就是送去‘添火’的。”他指了指那几头猪，又朝东南边一个山坳努了努嘴。
曹春义面色不变，一边与他闲聊，一边跟着他向山坳走去。道路越走越偏，穿过一片密林，眼前出现一小块被山岩半围着的洼地。洼地里搭着七八个低矮草棚，棚外散乱扔着破瓦罐和烂麻袋。空气中飘着一股怪味，混合着劣质烟叶和隐约的大烟膏气味。
几个没精打采的男人靠在棚边，有的人在打瞌睡。曹春义看清地势和这伙人的松懈模样，心中估摸张连长他们应当已迂回到位。就在赶猪人抬手指向其中一个草棚、刚要开口的瞬间，曹春义猛然动手，拧住对方胳膊反剪背后，顺势把他按倒在地。同时，嘴里吹出一声短促急哨。
哨音未落，张应牛已带领战士从洼地两侧林中冲出。二十几人动作敏捷，瞬间堵住各个草棚出口。“解放军！不许动！”的吼声在洼地里炸开。棚内土匪全懵了，多数人正闲坐，枪都不在手边，根本来不及反应。三十多名土匪一枪未发，全部被俘。
事后清点，缴获步枪二十余支、短枪数支。但张应牛逐一查看俘虏，里面没有易培春。审问得知，易培春极其狡猾，从不与大队同住，只在附近更隐蔽处单独藏身，由此窝点定时送饭、传递消息。
窝点被端，易培春受惊，肯定会再次藏匿。线索似乎又断了。时间进入十二月，山里一天比一天冷，搜捕工作陷入僵局。就在这时，一位常年在支锅山收购药材的商人找到部队，提供了一个情况。
他说大约十天前，在主峰东边那片陡峭得连猴子都难攀的绝壁下，看到过几个新扔的烟头，还有两个空罐头盒，罐头牌子很罕见，本地根本买不到。
一二七团马上派出一支精干小队，由两名最好的本地猎手带路，直奔那片绝壁。绝壁底下野藤缠绕乱石。搜索进行得缓慢而仔细。第三天，一名战士发现一大片野藤有被柴刀新砍的痕迹。拨开藤蔓，后面露出一个黑乎乎的洞口，仅容一人弯腰进入。
向洞内喊话劝降，毫无回应。搜索队决定进洞。洞内漆黑一片，岔路多如迷宫。空气又湿又冷。战士们打着手电、举着火把，在窄得只能侧身通过的通道里缓缓向前，耳朵竖起，眼睛紧盯每一个拐角。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一直都在对洞穴搜索。直到第七天下午，在一个需要匍匐才能进入的岔洞尽头，手电光骤然照出三个蜷缩的人影。正是易培春和他的两名亲信。三人面色惨白，瘦得脱形，身边布袋里只剩一把发霉的糌粑面。看到围上来的战士，他们连举枪的力气都没有了。
易培春被押下山那天，不少百姓站在路边观看。没人说话，这个为害一方的匪首，最终依法受到严惩。头目一倒，残余零散土匪迅速瓦解。到一九五一年春天，咸宁、彝良一带山区，社会秩序才真正安定下来。
支锅山恢复了往日模样，山道上，来往多是驮运山货外出、运回盐巴布匹的马帮。这场从秋到冬的剿匪，没有惊天动地的大场面，多年以后，山里老人们谈起此事，只记得那个特别冷的冬天过去后，山里的日子，终于过得踏实、安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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