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学医的好，不必去求别人，还要别人来求你，一天坐在家里不必去东钻西钻也有饭吃，无论政治潮流转到什么地方去，你们的行业终不至于受到影响。」
这是1928年，朱章赓在他的《医生与做官》中，描述的当时社会中人们对医生的羡慕。
在这种份羡慕中，我们看到对医生职业一种超越政治的想象，好像医生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但历史将无情的证明这种想象是多么的天真。医生要想让「别人来求你」，首先必须让政治权力来认可你；要想「不受政治潮流影响」，就必须深度参与政治潮流的塑造。
同时，这种对医生类似于官员的羡慕背后，也反映了传统医患关系向现代医患关系的转变——从患者为中心的「试医」模式，转向医生主导的「求医」模式。
这种模式的转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张力：医生从服务者变成权威者，在医患之间巨大的信息不对等面前，整个社会的医疗秩序将被重新定义。
第四章 国民政府时期卫生政策与社会反应
1928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到这年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至此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开启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时代。
这件事在广大底层民众之间，尤其是在广袤的乡村地区影响如何，我们先暂且不去考究；但是在舆论界的影响力，并不亚于1949年共和国的成立。
北伐军从广州到武汉到南京再到北京，沿途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1928年前后，各个领域的报刊杂志，无不充满了欢欣鼓舞的情绪。「新中国」「新时代」「从革命到建国」的字眼，随处可见。
医疗卫生领域也不例外，广大专业人士们期盼着可以在统一、稳定的环境下，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
就像后来的共和国抨击民国时存在的问题一样，新生的国民政府也同样抨击北洋政府时期的弊端。医疗卫生领域中出现了大量总结整理北洋政府时期卫生状况的文章，大家纷纷通过自己的经历与见闻，结合专业知识，分析问题，提出各种解决方案。
其中一个问题的意见非常集中。由于军阀割据，政治动荡，中国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卫生体系，来处理国家的相关事务，结果使得整个国家的医疗卫生状况发展缓慢。即使有些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也都还是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1]。
颜福庆在1927年发表《民国政府应设中央卫生部之建议》认为，既往历史证明，由政府或团体行使政务，其效力肯定要比个人获得的更大[2]。
要建立一个集权的中央卫生部门，是当时医学界的普遍共识。
「五院八部」中没有卫生部
起初，按照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政府制定了五院制。
五院制与孟德斯鸠的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说相似。在此基础上，孙中山又加了两个来自传统制度的部门：考试院和监察院。
在五院中，行政院居首，由行政院院长充当总理[3]，其下设有八个部，包括内政部、外交部、军政部、财政部、农矿部、工商部、教育部和交通部[4]。这就是所谓的「五院八部」。
五院八部
我们可以看到，这八部中并没有卫生部。因此推测，孙中山当时并没有把卫生事业放到一个足够高的优先级位置上，这也就定下了整个国民政府时期卫生事业的基调。
根据当时档案和兰安生回忆录，行政院设立卫生部，其实是政治派系平衡与个人关系的结果[5]。简单的说就是，蒋介石为了在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弥缝矛盾，互相拉拢，因此进行的人事安排。
而在这一过程中，兰安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场政治交易
以兰安生对中国的了解，他很清楚，要在中国推行公共卫生工作，必须获得政府的支持，尤其是中央政府。所以他再次到中国之后，除了在协和推行公共卫生相关的教育和实验之外，也利用他的身份，积极和政府人员打交道。在南京政府首届内阁成员中，兰安生不认识的只有两个[6]。
同时，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而言，入仕一直是一个重要目标，医生也不例外。
比如曾在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所学习工作的金宝善，曾对兰安生说，「在族谱上看到祖先曾在政府里任职，这才是那个年代最大的成功，而非金钱或别的什么……如果可以得到相对较高的职位，这是衣锦还乡的一大乐事。」[7]
这种「学而优则仕」的文化基因，为兰安生的政治运作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1928年春，兰安生、方石珊和刘瑞恒三人，提议南京政府设立中央的卫生部门。
这里兰安生之外的另外两个人中，方石珊是德日派的领导人物，北洋政府时期做到了中央防疫处处长，并且和兰安生一起合作建立北平「一所」。而刘瑞恒则是英美派的领导人物，是中华医学会的会长，同时又是协和医学院的副院长，而且在哈佛留学时是宋子文的同学，两人私交甚笃。前面还提到过，当初给孙中山手术的就是刘瑞恒；当然了，要求孙中山出院的也是他，不过这倒没有影响他和孙家的关系。
可见，这三人代表了当时中国医学界的主要派系力量。
兰安生的想法，只是想在内政部下面设立一个卫生部门，而没有想直接设立卫生部。当时联合内阁的内政总长是薛笃弼，是冯玉祥的人，他回复兰安生他们说，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不过，政治的风云变幻往往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仅仅只过了6周，兰安生就突然接到电报说，要成立卫生部了，薛笃弼任部长。
原来，为了对付蒋介石的老对手阎锡山，必须进行政治洗牌，薛笃弼因而被革去内政总长一职。但冯玉祥说服了蒋介石设立一个新的部门——卫生部，并重新安排薛笃弼任部长。
于是，就在1928年秋天，「一夜之间做出了决定」，卫生部成立了[8]。
这个戏剧性的转折，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医学界苦苦呼吁的卫生部，最终成立的原因其实与卫生事业没啥关系，而只是政治平衡的需要。
薛笃弼担任卫生部部长后，把之前自己内政部的原班人马，全都调了过来，一共有40多人，这就是当时流行的「班底跟走」现象。所以从人事安排来看，卫生部实际上是内政部卫生司的「扩编版」，这显然没有给兰安生他们留下什么机会[9]。
不过，薛笃弼在医药卫生方面毕竟是外行，要想顺利开展工作，需要有卫生技术专家担任常务次长，也就是常务副部长。
当时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刘瑞恒和陈方之。陈方之也是德日派的领袖，北洋政府时期任卫生司司长。现在卫生部成立后，原卫生司也就一起并进去了。
兰安生担心影响英美派在中国的发展，希望让英美派占据上风。他回想起冯玉祥曾在协和就医，而他的第二任夫人李德全，在关于妇幼保健方面，与协和医学院有过很多接触和交流。
于是，兰安生去拜访了李德全，而且带去了一份精心准备的人才名单，主要是在北平「一所」以及协和培养的能够担当领导职务的人。
在李德全的帮助下，他们给冯玉祥发电报，提名某些人到某些位置。结果令人惊叹：电文中提到的每个人都被任命到了指定的位置[10]。
在这精准的政治操作中，可以看出兰安生对中国政治生态的深刻理解和娴熟运用。
卫生部的职务，实际成为蒋介石拉拢安抚各派系军政力量的筹码之一；而兰安生，则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政治交易的空间。
同时，李德全在中国第一个卫生部组建时，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20多年后的1950年，她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中央卫生部长。这些就都是后话了。
1928年11月，刘瑞恒被任命担任卫生部常务次长，成为他「医生从政」的初次体验。
医学权威的政治化转型
这就是中国第一个卫生部诞生的经过。这不仅仅是一个行政机构的诞生，更是现代医学在中国完成政治化转型的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现代医学在中国完成了从「技术输入」到「权力建构」的关键转变。
在权力决定一切的传统文化中，医学要想改变社会，就必须首先改变自己与权力的关系：和技术上的先进性相比，政治认可或许更为关键。
然后还要回答更为复杂的问题：在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专业知识如何获得社会权威？科学理性如何与政治权力达成妥协？现代医疗制度如何在传统土壤中生根发芽？这些可能要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能逐渐找到答案。
卫生部的成立还告诉我们，现代医学在中国的权威化进程，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科学启蒙，而是一场复杂的政治博弈。
在这场博弈中，医学专家们既是推动者，也是被推动者；既是受益者，也是代价的承担者。他们用专业性换取了政治地位，用学术声誉换取了话语权力，用医学独立性换取了国家支持。
这种交换是否值得，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不过，也正是通过这种看似不纯粹的政治化过程，现代医学才真正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后来现代医学在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政治权力的支持和推动。
刘瑞恒们的「医生从政」，表面上是个人的功利选择，实质上是整个现代医学群体，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集体政治化进程。
【下期预告：刘瑞恒医生从政】
[1]Ka-che Yip《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r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 1928-1937》，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5
[2]颜福庆《民国政府应设中央卫生部之建议》，中华医学杂志1927年第4期
[3]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
[4]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4年4月12日
[5]参见Ka-che Yip《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r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 1928-1937》，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5；C.C. Chen《Medicine in Rur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Bridie Andrews, Mary Brown Bullock,Medical Transi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Mary Brown Bullock《An American Transplant：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6]Mary Brown Bullock《An American Transplant：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7]同上
[8]姬凌辉《卫生成政：近代中国中央卫生行政制度研究（190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2月
[9]同上
[10]Mary Brown Bullock《An American Transplant：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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