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那个冬天，北平城冷得邪乎，胡同里的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
就在这么个鬼天气里，出了一件让整个四九城都炸锅的事儿。
当时的伪北平市长王揖唐，那可是风光无限的大汉奸，带着一帮随从，拎着大包小包的礼品，腆着个大脸进了一个破落院子。
结果你猜怎么着？
没过一盏茶的功夫，就听见屋里“哗啦”一声响。
这位市长大人捂着脸，甚至有点狼狈地跑了出来，身上全是茶叶沫子，那叫一个落魄。
紧接着，屋里传出一个老头中气十足的骂声：“宁作华丐，不当汉奸！”
这还不算完。
第二天，这老头的家就被抄了个底朝天。
字画被撕了，古董被砸了，好好的一个家瞬间成了废墟。
可这老头硬是一滴眼泪没掉，转头就在大门口挂了个木牌子，上书八个大字：“民心如秤，天理昭然。”
这老头是谁啊？
这么硬的气场？
他叫刘春霖。
也就是历史书上那个著名的“中国最后一名状元”。
咱们以前聊起这人，总觉得是个悲剧符号，好像就是清朝灭亡的一个注脚。
今天不扯那些枯燥的年份，咱就聊聊这个手里只有一支笔的老头，是怎么把那些拿着枪杆子的汉奸，羞辱得连头都抬不起来的。
说起来，刘春霖这辈子也是够传奇的。
特别是他拿状元这事儿，说白了就是“命”。
1904年，那是大清最后一次科举了。
其实那时候阅卷大臣拟定的第一名并不是他，而是个广东人叫朱汝珍。
但这卷子最后得慈禧老佛爷过目啊。
那时候慈禧正心烦呢，大旱天，又刚签了丧权辱国的条约。
拿到名单一看，“朱汝珍”？
老太太眉头就皱起来了。
“朱”跟“诛”同音，不吉利；“珍”字又让她想起了那个被她扔井里的珍妃。
再加上这人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那帮“乱党”也是广东的，看着就眼晕。
慈禧手一挥，把这名字划了。
再看第二名：刘春霖，直隶肃宁人。
哎，这个好。
“肃宁”听着就安生，“春霖”那是春天的甘霖啊，正好那时候缺雨。
有时候不得不信命，一个名字，改写了一辈子。
就这样，32岁的刘春霖成了头名状元。
这要是搁在唐宋，那妥妥的是宰相苗子。
可惜啊，他赶上的是大清的出殡仪式。
没几年，宣统退位，大清亡了。
这时候摆在刘春霖面前的路，其实挺多的。
你看那时候的前清遗老，有的跑去天津租界当寓公，吃香喝辣；有的去国外镀金；还有的看准了袁世凯、张勋这些新权贵，忙着换个山头继续当官。
可刘春霖呢？
这人好像脑子有点“轴”。
他既不去钻营，也不去捞钱。
在总统府挂了个闲职，每天就是写写字、祭祭孔。
后来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那边也想拉拢这块“金字招牌”，给他高官厚禄。
结果他直接辞职不干了。
他回老家干嘛去了？
办学堂。
那时候兵荒马乱的，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刘春霖把自己当官攒的那点家底全掏出来，在老家搞教育。
甚至后来老家大旱，这个拿了一辈子笔杆子的状元，居然带着几十户乡亲，千里迢迢跑到内蒙古包头去垦荒。
你没听错，状元郎去种地了。
他不当大地主，而是跟流民一块儿吃糠咽菜，建了个“河北新村”。
有人笑话他自讨苦吃，他也不恼，就回了一句：“我不图温饱，就图个心安。”
官场上的帽子太沉，不如田里的斗笠戴着轻省。
真正显出他骨头硬的，是日本人打进来以后。
1934年，伪满洲国成立了。
那个一心想复辟的溥仪，派了大汉奸郑孝胥来当说客。
郑孝胥带着“圣旨”和一盒精致的日本茶，想请刘春霖去当个“教育部长”。
这可是个肥差啊，又有面子又有票子。
刘春霖当时正在院子里晒太阳，看见那盒茶，连封条都没拆，直接就扔到了墙外头。
对着郑孝胥甩出一句话：“你是前清的臣子，现在去伺候日本人，我不嫌丢人，我都替你脸红！”
郑孝胥灰溜溜地走了。
这是第一次。
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彻底沦陷。
日本人要在北平搞个“治安维持会”，急需刘春霖这种名流来撑场面。
有个不知死活的商会会长，替日本人跑腿，拿着一堆金条找上门：“刘老先生，只要您给皇军的新商铺题个匾额，这些金条全是您的，一个字一根！”
当时刘春霖正在喝水。
听完这话，火都没发，直接把茶壶盖一揭，一壶温水全泼在了地上。
“别说金条，就是金山，我也不写！”
甚至有人拿着金条去砸他的门，结果连口水都没喝上。
最惊心动魄的，就是开头说的那一幕。
1940年，王揖唐当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这王揖唐跟刘春霖是什么关系？
他俩是同年进士！
当年一块儿在金銮殿上磕过头的铁哥们。
王揖唐觉得，凭这层关系，刘春霖怎么也得给个面子吧？
他错了。
在刘春霖眼里，你要是当了汉奸，别说同学，亲爹都不好使。
那天王揖唐在那喋喋不休，说什么“曲线救国”，说什么“共建王道乐土”。
刘春霖听着听着，手里端的茶杯就开始抖。
最后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一杯滚烫的茶水直接泼了过去。
那一夜之后，刘春霖家被抄了。
他从一个名流，瞬间变成了赤贫。
70岁的老人了，身体又有心脏病，为了活下去，只能去街头摆地摊卖字。
那时候的北平街头，经常能看见一个穿着旧长袍的老头，在寒风里给人写对联、写家书。
那是前清的状元啊，竟然沦落到这个地步。
但他有个规矩：穷人来求字，没钱也写；要是那些给日本人办事的权贵来求字，给多少钱都是一个字：“滚”。
有一次几个日本宪兵故意找茬，把枪拍在桌子上逼他写字。
刘春霖眼皮都不抬，慢条斯理地收拾笔墨，转身回屋关门。
围观的老百姓都替他捏把汗，可那几个宪兵看着周围人那愤怒的眼神，最后也没敢开枪。
那时候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咳得厉害。
但他还在偷偷做一件事——写保荐信。
很多爱国学生、被通缉的进步青年，想逃出北平去后方，根本出不去城门。
刘春霖就给他们写“肃宁绅士担保书”。
这一方印章，以前是用来盖在皇榜上的，现在是用来救命的。
日伪军虽然恨他，但对这个“状元”的名头还是有点忌惮，只要有他的担保，大多也就放行了。
据后来统计，光是他那支笔，就保下来了几百号人。
1944年，抗战胜利的前夜，刘春霖实在撑不住了。
家里穷得连药都买不起，只有三个家里人守在床边。
他知道自己大限到了，把人叫到跟前，喘着气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我死以后，千万别请那些伪政府的人来吊唁。
我的字画，一张也不许落到日本人手里。”
哪怕到死，他想的还是怎么跟汉奸划清界限。
他走的那天，北平城震动了。
虽然没有任何官方的排场，也没有什么大人物来送行，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自发地涌到了他的旧居门口。
没有花圈，大伙儿就带点纸钱；没有挽联，大伙儿就跪在地上磕个头。
有个报馆的年轻记者，看着门口那块“民心如秤”的木牌，眼泪止不住地流。
他说以前觉得状元就是考卷写得好，现在才明白，原来骨头硬才是真状元。
这就是刘春霖。
他这一辈子，没带兵打过仗，也没在政坛上呼风唤雨。
现在去博物馆看他的字，别光看那字写得有多规矩多漂亮。
你得透过那些墨迹看清楚，这是一个在刺刀逼迫下，手都不抖一下的人写出来的。
所谓的“末代”，终结的只是科举，却开启了另一种中国人的风骨。
1944年1月18日，刘春霖因心脏病突发在北平逝世，终年72岁。
两年后，那个被他泼了一脸茶的汉奸王揖唐，在北平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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