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红军，根本没资格谈万全之策。第五次反“围剿”输了之后，只能被迫长征，湘江一战打下来，八万六千多人的队伍只剩三万出头，伤亡过半的惨状，让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蒋介石调了四十万重兵，把川黔滇边境围得跟铁桶似的，就等着把红军一口吃掉。
没人知道，此时毛泽东刚在遵义会议上确立军事指挥地位，手里连份完整的敌军部署图都没有。红军战士带着湘江战役的伤痛，身上的粮袋早就见了底，每人仅有的炒米混着野菜充饥，不少人光着脚在山路上行军，鞋底磨穿了就裹上布条。最初的计划是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可1935年1月28日的土城战斗，彻底打乱了所有安排——原本情报说尾追的川军只有两个旅，打起来才发现是两个师八个团，川军的战斗力远非此前的黔军可比，红军陷入了背水苦战。
战斗最激烈时，敌人的子弹都打到了总部附近，朱德总司令亲自跑到红三军团前沿指挥，一枚迫击炮弹落在他身旁四五米远，万幸是枚哑弹，警卫人员硬拉着他才撤离险境。眼看战局不利，毛泽东当机立断放弃原定计划，命令周恩来连夜组织工兵架浮桥，全军趁着夜色西渡赤水，这便是一渡赤水的由来。这场仓促的转移，与其说是预设的谋略，不如说是绝境中的求生，连红军内部不少将士都不清楚下一步要往哪走。
红军进入川南后，蒋介石立刻调川军加强长江防御，可毛泽东却在扎西地区停下了脚步。这里人烟稀少，红军一边整编部队精简机构，一边打土豪补充给养，没收的官僚火腿公司物资让战士们难得改善了伙食，也攒足了体力。更关键的是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敌变我变”的原则，他看透了蒋介石四十万大军的软肋——川军、滇军、中央军各有私心，协同作战能力极差。当敌军主力纷纷向川南聚拢时，红军突然掉头东进，于2月18日从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杀了个回马枪。
这一掉头彻底懵了蒋介石，黔北此时兵力空虚，红军连克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一举歼灭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三千多人，缴获的粮食、弹药让濒临绝境的红军得到了关键补充。战士们拿着崭新的枪支，背着满袋的粮食，脸上终于露出了湘江战役后的第一丝笑容，这场胜利也让全军彻底信服了毛泽东的指挥。
可蒋介石还没缓过神，红军又在3月16日从茅台镇三渡赤水，这次他们特意在白天渡河，故意让敌机侦察到动向，甚至派一个主力团带着电台佯装北渡长江，频繁发报迷惑敌军。蒋介石果然上当，急调各路大军向川南合围，殊不知红军主力早已悄悄隐蔽，等国民党军包围圈收紧时，突然于3月21日四渡赤水，直奔兵力空虚的乌江防线。
红军渡过乌江后，直逼蒋介石亲自坐镇的贵阳，此时贵阳城内仅有一个团的兵力，蒋介石急得连续发电，命令离得最近的滇军孙渡部火速来救。可红军根本没想攻打贵阳，只是虚晃一枪，就趁着滇军北上的空隙，迅速穿越湘黔公路，直奔云南而去。等到蒋介石明白过来，红军已经甩开追兵，为巧渡金沙江、跳出重围赢得了关键时间。
很多人说四渡赤水是“神来之笔”，可背后全是绝境中的冷静与灵活。毛泽东所谓的“骗了所有人”，是骗了蒋介石的刻板判断，骗了敌军各派系的私心算计；而“骗了自己”，则是他从不固守预设计划，完全跟着战局变化调整方向，这正是他军事思想的核心——实事求是、敌变我变。蒋介石的四十万大军虽多，却输在指挥僵化、派系林立；红军虽弱，却胜在上下一心、机动灵活。
这场战役不是靠空想出来的谋略，而是靠一步一步的试探、调整与坚持，是毛泽东带领三万红军在绝境中硬生生闯出来的生路。它证明了真正的军事智慧，从不是万全之策的预设，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的勇气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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