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我国“世纪工程”——西部大开发正式实施25周年。“十五五”规划建议再次强调，扎实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广袤辽阔的西部正怀着新希望，以新动力书写新篇章。
原文 ：《扎实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作者 |本报记者 程洁
图片 |网络
补齐“短板”，锻造“长板”
生态多样、幅员辽阔的中国西部地区涵盖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从黄土垄上的“拓荒牛”“孙少安”，到西部“包邮区”提速，25年间，西部大开发的成效有目共睹：西部12个省（区、市）经济总量由1999年的1.54万亿元增至2024年的28.73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比重从16.6%提升至21.3%。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至5178亿美元，开放水平不断提高。西部在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区位价值”被重新定义。
西部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铁路营业里程达6.3万公里（增长近3倍），高铁突破1.1万公里。”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会长米良表示，“西部能源水利展现新面貌。如西电东送年输电量超3000亿千瓦时，清洁能源装机占全国50%以上。”目前，陆海新通道通达全球127个国家及地区的579个港口。11月13日开幕的2025陆海新通道经济发展论坛上传来消息，今年1月至10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达1.35万亿元，同比增长17.9%。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赵磊称：“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空中丝绸之路’等将西部从内陆地区变为对外开放的新前沿。”数字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在“人工智能+”的新技术浪潮中，西部一些省（区、市）也已经站上潮头。
西部作为生态屏障，正以“绿色革命”守护国家生命线。据报道，25年来，西部地区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超过3.2亿亩，森林覆盖率显著提高；长江、黄河、澜沧江干流持续多年达到Ⅱ类水质及以上；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超3万平方公里。2023年，西部地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2012年的164个增至21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由8605.6万公顷增至8825.3万公顷，成为名副其实的“绿色生态博物馆”和“天然物种基因库”。
西部的资源禀赋差异巨大，无论是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还是布局建设未来产业，都坚持以“特色”强化优势。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风光资源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基础；贵州正加快矿产资源高端化开发利用；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的地理风貌和民族文化形成独特旅游资源。在非资源依赖型领域，西部同样实现了惊艳的“弯道超车”。大数据产业让贵州成为“中国数谷”。北京大学中亚研究中心施越副教授指出，随着新产业崛起，陕西太阳能电池、集成电路圆片产量分别增长57.2％、36.7％，重庆成为新能源汽车产量第五城；在创新驱动上，9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13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凸显活力。
西部是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成就辉煌。米良在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成立30周年会议上表示：“脱贫攻坚任务已经完成。375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摘帽，5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202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4%（高于全国水平）。”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覆盖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西部之问”
西部地区已经从落后补差状态转而开始与国家大局同步。然而，随着发展进入深水区，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愈发凸显，在接续发展、夯实基础的“十五五”时期，西部大开发必须直面“西部之问”。
特色产业自主驱动之问。长期经济结构不平衡导致西部产业升级基础薄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贾若祥等研究指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传统重化工产业占比超80%，资源依赖性强，产品多为初级加工，精深加工不足。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滞后，在国家45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中仅占5席。承接产业转移不同程度存在引不来、落不下、长不好等问题。培育区域主导产业并非易事，中央党校经济学学者李晨也表示，产业选择的精准性、产业布局的合理性、产业升级的持续性、产业培育和承接的主动性等问题，仍是当前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面临的主要难点。此外，市场化程度偏低、营商环境与东部存在差距、民营经济活力不足等问题，都制约着内生动能的培育。
协调发展之问。西部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点-轴”模式，城乡差距、区域内部差距依然较大。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颂吉教授告诉本报，西部地区城市群产业集聚与分工不足，城市间产业同质化严重，协同发展机制不完善。地域广袤、地形复杂导致要素资源分散，市场化发展水平差异制约融合发展。基础设施通达性、数字化水平与发达地区差距较大，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阻碍商品要素流动，抑制经济分工深化，阻碍西部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物流成本高、产业配套不完善等问题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面临挑战，发展不平衡若长期持续，将影响整体效能。
人才与创新之问。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首席统计师张启龙解读《202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时指出，2024年西部地区研发（R&D）经费达4759.8亿元，比上年增长9.2%，领先其他几大区域板块。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截至今年6月，有效发明专利量达53.1万件，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但“当前东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西部地区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偏弱，科技投入产出效益偏低的问题依然存在”。重庆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龙少波教授表示。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深度不足，尽管部分中心城市通过优厚政策吸引了人才回流，人才赤字局面未根本扭转，人才储备不足成为发展长期痛点，导致开拓创新能力不足，政策红利落地能力欠缺。
生态与发展的再平衡之问。生产性破坏、地质性破坏、气候性破坏导致的西部生态问题类型多样、影响广泛。如何在严守生态红线的前提下，找到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高效转化，是西部必须解答的时代考题。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战略规划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耿润哲告诉本报，西部地区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协同治理机制和监管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制度有效衔接、制度落地“最后一公里”仍是需要长期解决的问题。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对产业结构宏观调控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西部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机制不完善，“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仍需进一步拓宽。
自主转型升级，激活内生动力
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的宏观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西部必须通过自主转型升级，激活内生动力。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马莉莉认为，构建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首要任务是按新发展理念，依托比较优势推动产业集群化、两化融合与动能转换，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其次要强化发展自主性，靠内外条件资源自主驱动而非依赖外部支援，联通内外市场，为产业现代化转型创造条件。
贾若祥等认为，需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攻方向，培育西部区域增长极与区域性创新策源地。一是支持西安、成都、重庆、兰州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布局战略先导产业形成先发引领效应；二是各地侧重培育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拥有万亿级标杆产业的“希望之城”；三是“两新”“两重”政策向西部倾斜，以先进数字技术、绿色工艺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四是结合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支持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与备份。
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关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赵曦教授强调，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使命，进一步破除妨碍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市场分割封锁，建立适应新业态、新形式、新模式特点的新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通过开放型市场体系加快市场一体化建设。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西方经济学研究室主任詹宇波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应发挥四大战略的叠加效应，激活内生动力。“四大战略叠加效应”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区域协同发展的创新性表述，通过打破传统单一战略的实施边界，使其从“各自为战”转向“协同作战”，形成“1+1+1+1>4”的系统性合力。具体可以以“主体功能区”为约束性条件引导其他三个战略精准落地，以“区域重大战略”为引擎并借助“新型城镇化”为载体和抓手扩散辐射效应，最终实现“区域协调”的总目标。
加强人才协同发展刻不容缓。日前，来自西部12个省（区、市）的数百家企事业单位携5000多个岗位在重庆向全球英才发出了“西部请柬”，此举是西部地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一次协同发力。詹宇波表示，要实现西部人才协同发展，不能单纯地依靠“挖人”或“输血”，其核心在于“协同”，需要打破人才在地域、身份、单位等方面的界限，实现区域间人才发展导向上的“目标共商、政策互通、平台共建、资源共享、生态共育”。通过制度创新和精准服务，让人才在西部区域能够自由流动、高效配置、价值实现，最终形成人才引领产业、产业集聚人才、人才与区域共兴共荣的良性循环。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须不断提升民众生活品质、筑牢民生底线，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投入，补齐教育、医疗等领域短板，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特别是在边疆和民族地区。在发展中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繁荣发展。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院长毛中根指出，西部三次产业就业份额高于产值比重、劳均产出偏低，新型城镇化潜力大，需以此为抓手强化民生保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0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社会科学报》2026年征订
点击下方图片网上订报↓↓↓
热门跟贴